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仔细观察他的每个表情，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想说些什么。真希望他能张开嘴大声喊出来啊！但他只是哭，头转向一边，什么都不说，也不提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这些已经离他远去了；　他现在正与他十九年短暂的生命独处，他哭，是因为它也要离开他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无助、最艰难的告别。虽然蒂德詹的情况也很糟糕—这样一个壮汉尖叫着要找他的妈妈，怒目圆睁地拿着刀不让医生靠近，直到他倒下。
　　
　　突然，凯梅里奇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呼噜声。
　　
　　我跳起来，踉跄地走出去，问：“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
　　
　　当我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时，就紧紧地抓住他，“快点过来啊，否则弗朗茨·凯梅里奇会死的。”
　　
　　他挣脱开来，问站在旁边的医护人员，“这是哪个病人？”他说：“二十六号床，腿被截肢了的那个。”
　　
　　他骂骂咧咧地说：“我今天截了五条腿，怎么知道这是哪个。”他把我推开，跟旁边的医护人员说，“你去看看吧。”然后就跑去手术室了。
　　
　　往病房走的时候，我愤怒地颤抖着。那人看着我说：“一个接一个的手术，从早上五点开始—老实告诉你，今天一天就有十六个人死掉了，你这是第十七个。今天肯定能有二十个。”
　　
　　我身心俱疲，突然间什么也不能做了。我不想再骂人，因为这毫无意义；我想躺下，再也不起来了。
　　
　　我们到凯梅里奇床边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脸被泪水打湿，眼睛半睁着，像泛黄的老式牛角扣。
　　
　　医护人员突然戳了我一下，“你要把他的东西带走吗？”我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我们得马上抬走他，这张床还有用。病人们都已经躺到外面的走廊了。”我拿着东西，解下他的兵籍名牌。医护人员还要求提供士兵证。我告诉他，证件可能在文书室，然后就离开了。他们已经把弗朗茨拖到了一块帐篷布上，就在我身后。
　　
　　门外的黑暗和微风让我松了口气。我拼命地呼吸，风吹在脸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情和柔软；　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漂亮的姑娘、开花的草地和白色的云朵。我迈着大步，越走越快，然后跑了起来。士兵们从我身边经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却让我不安。大地充斥着力量，通过脚底涌向身体。夜晚充斥着噼啪的枪声，前线炮火如同一首协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