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次知道电话这个词儿，是来自小时候那首很多人都熟悉的童谣：“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要我去当兵，我把匣子挎。”生平第一次打电话，是高中毕业回村做了村上的广播员兼通讯员之后。那个时代，乡间的电话还是那种比较落后的摇把子电话。一只手按着话筒，另一只手使劲摇，这一摇，交换台就响铃了，之后拿起话筒，和接线员说“我要乡广播站”或者是“我要县广播电台新闻部”后，把话筒撂下，然后等回铃震响后，再拿起话筒与对方通话。
　　
　　几年后，我进入省城一家机关单位，第一次用电话下发会议通知，就闹个了笑话。看惯、用熟了乡下的摇把子电话，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程控电话，很是打怵——没看见摇把子啊，怎么插转台呢？我自作聪明地想，这城里的电话比较先进，可能直接拨号，插转台就知道了。这拨号，可能就是替代摇把子的。于是，我拿起话筒，开始拨对方电话号码，拨完号码后，听话筒传来一阵“嘟嘟”的声音，就想当然地把话筒撂下了，然后就静静地等着电话回铃。可是等了足足五分钟，也没听到回铃。我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哪里做得不对了，但不敢再盲目地尝试，开始认真观察别的同事打电话。观察了两个同事打电话的过程，我才明白：原来拨完对方电话号码后，不用把话筒撂下，直接就可以通话了。
　　
　　从政府机关到新闻单位工作后，偶尔也用报社的电话约稿或是与被采访对象联系。记得有几年，单位为了方便我们新闻采编人员联系业务，还为大家发放了电话卡——用办公电话打电话时，需要临时插卡才能拨通外线，而且每张电话卡每月都存有一定额度，每位同事打电话，都是短得不能再短，恐怕卡上的额度用完，打不了电话而耽误事。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单位为每一位一线采编人员都配备了传呼机。记得1998年山西假酒案时，单位半夜打来传呼，想派我跟随质监稽查人员去连夜采访。不过传呼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具体什么事，只能回过电话后才能清楚。于是就去小卖部回电话。不过当时，已是深夜，小卖部已经关门，砸了半天门，也没叫开。只好悻悻地转身回家。刚一转身，却见单位的车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单位领导见我没有及时回电话，也想到了我找不到地方回电话的可能。于是，就派单位司机直接找到我家了。没过两年，数字传呼机换成汉显传呼机，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用文字传达了，我再也不用四处找电话回传呼了。
　　
　　后来呢，配备了手机，但因为手机的月租和话费都较高，所以还是传呼机与手机并用，且还是以传呼机为主，手机只是在紧急时候回电话用。
　　
　　我老家处在河北省和山东省两省交界的地方。舅舅们都住在河北省这边，而两个姨都嫁到了山东省那边。说是两个省，是一点也不假；但分属两个省的几个村子，相互距离也就三四公里。当时，生活条件都不错了，各家的年轻人也都有了手机。有什么事互相联系，用手机也确实很方便，但舅舅和姨们，过日子都比较节俭，总是心疼手机费。往往是这边表弟或者表妹刚拿出手机，没等拨号呢，那边姨或者舅便开始发话了：“哎呀，别打电话了，这可是跨省长途啊，漫游费老贵，干脆骑摩托去送个信儿得了，一脚油门儿的事！”
　　
　　近年来，手机不断更新换代，智能手机走进人们的生活。每到节假日，老家的叔叔、姑姑、舅舅和姨们，都先后用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的手机发来视频通话，向我年过八旬的老父亲问候、聊天，并互相晒一晒各家的节日餐桌……经小小手机荧屏传递，各家过节的热闹场面便宛若眼前了。
　　
　　从当年的摇把子电话，到如今的微信视频通话；从电话两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到如今的微信视频宛如面对面。在这种天涯瞬间成咫尺的时代新变化中，我们的新中国，也正与世界一起携手并肩，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