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金朝

　　在全球化、市场化与政治话语的多重场域中，中国电影的文化生产始终面临着身份认同与价值重构的双重命题。“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系统工程。”与之相对应的，在接受维度，“电影批评”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得益于大众文化的病毒式传播和社交平台的“民主式”发言，使每个潜在的观众都得以掌握发声的工具，舆论场被极端情绪化的恭维或挞伐所裹挟；另一方面，晦涩的精神分析、去历史化“后现代”解读，使得学院派的理论分析端居学术象牙塔，远离真实的社会肌质。
　　
　　首都师范大学胡谱忠教授的《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则以历史的眼光，回应了这种“未完成性”，系统梳理了政策调控、资本运作、艺术创作三者在电影生产中的动态博弈关系，将电影文本置于社会制度、产业机制与全球化语境的复合坐标中进行考察，深入剖析了中国电影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转型与实践路径。
　　
　　他认为，电影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在市场化的洪流中被实质性地贬低和淡化，而电影的商品性则被刻意放大，导致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处于既受制于海外市场的规范力，又需回应本土文化诉求的割裂状态。例如，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电影”虽以东方主义奇观获得国际关注，却在文化潜意识中形成了“以女性自居”的权力隐喻，这种创作策略既是对西方话语的妥协，也暴露了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缺失。而随着社会主义文艺叙事形态的重启，电影创作逐渐从“他者凝视”转向自我表达，如《十八洞村》通过农民主体性的觉醒和对农村发展政策的正面展现，重拾了革命文艺和乡土伦理的历史遗产，使乡土文化被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化根基的价值。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下，胡谱忠特别关注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生产。从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念的界定与发展脉络的梳理，到对《马背上的法庭》《西藏天空》等具体作品的文本细读，既揭示出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在美学表达与文化传播上的独特价值，也透露出具体历史语境的缺失所带来的主体性模糊。胡谱忠强调，民族电影不应止步于文化奇观的展示，或简单地顺从“多元文化主义”所推举的“差异性”，而应在“四个共同”指引下构建话语体系，将个体命运与共同体命运紧密联结。
　　
　　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当代文化同时也是对历史的映射与反映。胡谱忠的研究不仅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记录，更对未来的电影创作带来了重要启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使命下，中国电影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找准坐标，既要保持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又要具备面向世界的文化对话能力。在此前提下，《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电影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图谱，为理解中国电影的文化基因与未来走向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参照。

　　《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胡谱忠/著，中国戏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