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择佳的孩子有个资本家的不好成分，如果再加上民有的右派帽子，真所谓祸不单行，坏事成双。此一时彼一时，你愿意了我不乐意，我愿意了你又改主意，始终都是有缘无分，结不成婚。
　　
　　只有在1970年，只有到了这一年，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经过多年磨合，双方都有些心死，哀莫大于心死，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真的差一点，差一点就去领结婚证，李择佳提出的条件也不高，确实不算高。只要一台缝纫机，哪怕是台二手的缝纫机也行。民有的回答则是斩钉截铁，许诺说立刻就为你买台缝纫机，一台全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如果只是吹吹牛，也没什么大不了，真没有那台缝纫机，李择佳一样会嫁给民有。她不是那种为一台缝纫机就愿意出嫁的女人，说到底，李择佳内心还是喜欢民有，她知道他这家伙就喜欢吹牛，在她面前，说话不算数也不是一次两次。
　　
　　民有答应买台全新的“蝴蝶牌”缝纫机，敢开这个口，敢许这个诺，跟他与费教授的约定有关系。民有曾与费教授说好，如果帮他争取到了补发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辛苦费，这笔辛苦费一定是要的。现在费教授钱已经拿到手了，民有也就毫不含糊地开出自己的酬金价格，不多当然也不能太少，他觉得费教授拿出的钱，不应该少于两百块。

　　“两百块？”费教授觉得这数目好像大了一些，不能接受，“两百块钱太多了。”
　　
　　民有很认真，觉得大家应该说话算话：“我觉得呢，起码不能少于两百块。”
　　
　　“太多了，太多。”
　　
　　“不多。”
　　
　　民有觉得自己立了大功，论功行赏理所当然。要不是他及时提醒，要不是他帮着费教授出主意，要不是他不辞辛劳地奔忙，到处打听消息，费教授未必就能拿到这些钱。民有以功臣自居是有道理的，他一次次向费教授暗示，有时已接近赤裸裸的勒索，希望能兑现酬金，弄得费教授心里很不痛快。
　　
　　事实并不完全像民有说的那样，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那样。如果没有民有提醒，费教授的确不知道有这样的文件，不会想到补发工资一事。天上确实突然掉下了馅饼，但是，正如单位会计在帮费教授数钱时所说的那样，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要感谢国家，感谢政府，要不是落实政策，要不是上面有红头文件，费教授也不可能平白无故补发这么一大笔钱，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