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茅台传》，我在三年时间里二十余次来到茅台镇。前几次住的是茅台国际大酒店，后来就有意选镇上的民宿住，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接触这个小镇更多的真实细节。
　　
　　有一次，我住的“茅台人家客栈”就在茅台镇的半山腰，沿着盘山路往下走，便是当年的下渡口。如今，那里被拓展成了红军广场，在红军架浮桥的水面上，修了一座铁索桥，桥的两侧挂满五角红星。到了夜间，红星通电发光，别有一番英雄主义的浪漫。
　　
　　那天黄昏时分，我站在河畔的黄桷树下，望着“毛泽东由此渡河”的石碑，许久之后，忽然若有所悟。写这句话的人应该有他的深意，这个“河”，既是眼前的赤水河，又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之河。
　　
　　红军三渡赤水之后，茅台镇又恢复了旧有的秩序。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华家和王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传统盐业的萧条，华家的商业版图缩小了很多。晚年的华之鸿专心礼佛，生意都交给儿子华问渠打理。而华问渠是一个书生，只对文通书局感兴趣，十多年里从来没到过茅台镇，“华茅”的年产量一直维持在8000—9000斤。
　　
　　华问渠在后来的回忆资料中记叙了一件跟扩产有关的事情：
　　
　　1944年，我在重庆文通书局料理出版事务，忽接成义酒房经理电报，谓酒房被焚，地面建筑大半烧毁，幸酒窖因储酒不多得以保存。我惊愕之余，当即复电指示，迅速筹款修复，并借这个机会扩大生产设备，以年产十万斤为指标。酒厂依此进行了扩建，但由于条件限制，不能大量采购原料，结果年产仅增加到四万斤。但这个数字，已是成义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了。
　　
　　王家的情况稍稍复杂一点。王立夫在1931年去世，独子王承俊继承家业，他是一个喜欢穿西装的新派人物，对土而又苦的酿酒兴趣寥寥。烧房的生意交给石荣霄家族打理，石荣霄的孙子王泽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持荣和，1936年，他逼退王承俊，独占了全部的股份。荣和的年产量维持在2万—4万斤。
　　
　　如果在民国中后期开一家酿造茅台酒的烧房，一年的盈利会有多少？
　　
　　在《茅台酒厂厂志》里存有一份资料，是1939年荣和烧房的掌柜给东家的账目报备，细目如下：
　　
　　收入项：该年酿酒2万斤，每斤售价1银元，合计收入2万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