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参加战斗时挨了一枪，拿茅台酒洗过伤口很快就好了。茅台酒在长征路上立了大功，没有酒精之类的，用茅台酒疗伤也管用。
　　
　　秦含章（1908—2019）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白酒专家，曾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20世纪50年代，他与邓颖超在一起开“两会”，便问邓大姐：“长征时周总理路过茅台镇，闻香下马，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就喜欢上了茅台酒？”
　　
　　邓颖超的回答颇出乎他的意料。“邓大姐说，喜欢是喜欢，但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从那时就喜欢喝。”邓颖超深情地回忆道，长征时部队一路走一路打仗，伤病员很多，而部队缺医少药。到了茅台镇，芳香扑鼻的茅台酒确实吸引了周总理，得知茅台酒的酒度有65度，他当即决定用茅台酒替代药水，为伤员杀菌疗伤。茅台酒为保证红军及时上路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茅台酒的光荣历史。
　　
　　这些私人回忆文字，都清晰地透露出一个事实：在军事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茅台酒曾起过“疗伤救命”的作用。对于那些从硝烟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人，这构成了一种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日后的喜爱、饮用和讲述，实际上是对已经逝去的激情岁月的回味和共情。
　　
　　周总理一生之中，难得不顾“总理威仪”，放情忘我，也与茅台酒有关。
　　
　　1958年10月，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凯旋时，周总理亲自去车站迎接。随后，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慰问志愿军战士代表。那天，他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地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谁也没数周总理喝了多少杯酒，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和他碰了杯。第二天，周总理醉卧了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高级将领是茅台酒的“死忠粉”，特别是许世友将军，非茅台酒不饮，去世之后，随葬物中还有两瓶茅台酒。
　　
　　那个写《茅台酒》的熊伯涛，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有一个时期，他遭到错误批判，连降两级，有一位老战友在关键时刻却没有施以援手，两人因此有十多年互不来往。有一年，熊伯涛突然收到两瓶茅台酒，一查，是那位老战友寄来的。熊将军仰天一笑，两人冰释前嫌。好男儿的铁血情谊，无须一言，尽在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