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有贫困和饥饿的记忆，如“孩子对饼干的渴望”“阳台上养鸡取蛋”等，但那时并无精神上的恐惧、压抑、茫然。大家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较高，遇到一些困难也会想是暂时的，大家相信未来是美好的。
　　紧接着就是1960年代开始的社会运动。每个人说起自家的经历，宛如就在昨日。好几位口述者当年都是孩子（如林江鸿、周炳揆），他们亲历的故事过去了几十年，说起来还是声情并茂。对自己年幼时的无知、盲从，现在也可以用自嘲的方式来对待了。
　　从改革开放始至今的这段回忆还是最清晰的。湖南街区、武康路、武康大楼的变化，大家身临其境，常有日新月异之感。从个人生活而言，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有的人获得多一点，感受强烈些，有的人获得少一些，感受就弱一点。但即使像汽车间的住户，也有不少已在外面购置了新房。
　　劳动可致富，在周炳揆的叙述中有生动案例：他当年一位同学家里穷，为帮母亲氽油墩子，经常逃课。后来做个体户，摆鱼摊，结果最早在浦东买了房。而另一面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变，对物质和金钱愈加看重，人情似变淡漠了。
　　口述者唐桂林反复讲到的邻里情，似乎在人们普遍贫穷、把物看淡的时候才会有。而六七十年代的抢房、占房恰恰说明，“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是多么虚幻的现实。
　　显然，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文明素养较高的居民，从他们的谈吐中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也是有批评的。比如对法治不全、权力过于任性、职业素养下降等，但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平和的。他们有自己的“在地意识”，不只是对居住地怀有感情，更有对居住地价值的认知。作为生命共同体，他们也有很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有序公共空间的责任感。
　　这从几位担任过楼道组长、热心公益活动的口述者身上可以看到。居委会书记柏祖芳也详尽介绍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居民整体文明素养较高的环境里，民主的推行是有效的。他们不久前建立的“老洋房新生活”平台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作为保护建筑，武康大楼的老居民也有担心，那些新搬进来的业主，他们会爱惜和保护老房子吗？他们会不会只看重这里的名声或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