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一点热情，一些爱好，在学校里上学，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而这一切都随风而去了。
　　坎托雷克可能会说，我们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上。确实是这样。但我们还没有在土壤中扎根，就被战争的洪水冲走了。对年长的人来说，这只是一种中断，他们可以越过战争去思考。但我们却已经被卷入其中，不知道它将如何结束；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战争正在以一种奇怪、忧郁的方式残害我们，虽然我们有时不再会感到悲伤。
　　就算穆勒想拥有凯梅里奇的靴子，也不代表他比那些因为痛苦而不敢这样想的人更冷血。他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如果凯梅里奇还能穿这双靴子，那他宁可光脚走过铁丝网，也不会想要得到它们。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凯梅里奇不可能再穿了，而穆勒只想物尽其用。无论谁得到它们，凯梅里奇都会死，那为什么不能是穆勒呢？总比落在医护人员手里要好得多！等他死去再提这事就太晚了，所以穆勒一直挺上心的。
　　我们不再关心人情世故，实在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毕竟好的靴子很宝贝。
　　以前的我们可不是这样。刚到区指挥部时，我们还是二十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几个人在去练兵场之前还一起兴致勃勃地刮胡子。我们对未来没有什么坚定的计划，只有极少数人对职业或工作有明确的想法；　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我们眼中，生活和战争都被理想化了，甚至有些浪漫。
　　十周的军事训练对我们的影响远超过去十年的学校教育：一颗抛光的纽扣比四卷叔本华更重要。起初，我们还会感到惊讶和痛苦，最后变得无动于衷，然后才意识到，抛光刷比精神重要，体系比思想重要，操练比自由重要。我们带着热情和美好的愿景来参军，但他们却想尽办法把这些从我们身上赶尽杀绝。在部队的三星期让我们知道，邮递员比父母、老师，以及从柏拉图到歌德的整个文化圈对我们的影响都大。
　　我们用年轻而警觉的双眼看到，老师口中祖国的概念只有在暂时放弃人格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连身份最卑微的仆人都不会被这样苛求：敬礼、立正、阅兵、端枪、右转、左转、脚跟并拢、责骂和成百上千次的刁难；这跟想象中的任务并不一样，我们像马戏团的马一样为英雄主义做准备，但很快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