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梅里奇有些尴尬，因为她是所有人中最激动的，再加上庞大的身躯，让她看起来好像要融化在脂肪和眼泪中。她盯着我不放，抓着我的胳膊求我在外面多照顾弗朗茨。凯梅里奇长着一张娃娃脸，因为骨头软，背了四星期的军囊后，一双脚就成了扁平足。但是战场上谁又顾得上别人呢！“现在你能回家了，”克罗普说，“正常还得再等几个月呢。”
　　凯梅里奇点点头。我无法看清他的手，它们像融化的蜡一样模糊，指甲里还藏着战壕里的泥土，就像蓝黑色的毒药。我好像看到，在凯梅里奇死去之后，他的指甲还在生长，就像地窖里幽灵般的植物。它们长啊长啊，弯曲成开瓶器的螺丝钻；　他的头发像草一样从头盖骨下面长了出来，但这怎么可能呢？
　　穆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也一起带来了，弗朗茨。”凯梅里奇用手一指，“把它们放在床下吧。”
　　穆勒把他的行李放了进去。凯梅里奇又开始说他的表。该怎么让他平静下来又不起疑心呢？
　　穆勒从床底下拿出一双飞行靴。这是一双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的漂亮的英国货，高度及膝，鞋带从下一直往上延伸着，所有人都想拥有这样的一双鞋。穆勒非常喜欢靴子的样式，拿着鞋底跟自己笨重的鞋比较，问道：“这双鞋你还要吗，弗朗茨？”
　　我们三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即使病好了，他也只能穿一只鞋，这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把靴子留在这儿很可惜，因为他一死，医护人员立刻会把它抢走。
　　穆勒重复道：“你不想把靴子留在这儿吧？”凯梅里奇不想，因为这是他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可以换啊，”穆勒再次建议，“上战场的话，我用得着这双鞋。”但凯梅里奇还是不为所动。
　　我踩了一下穆勒的脚，于是，他慢吞吞地把靴子放回床下。
　　聊了一会儿后，我们互相告别。“保重，弗朗茨。”我答应他明天再来看他。穆勒也说了差不多的话，他还惦记着鞋，肯定会积极一些。
　　凯梅里奇疼得一直呻吟。他发烧了。我们拦住外面的医护人员，请他给凯梅里奇打一针止痛针。
　　但是我们被拒绝了，“如果每个人都想打一针吗啡，那得有满满一桶才够。”“你就给军官打，是吗？”克罗普刻薄地说。
　　见状，我赶快把两人隔开，递给军医一支烟。他接下了。我忙继续问：“你有权力给病人打止痛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