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第一次交锋就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错误，隐藏在错误之下的，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整个世界观的崩塌。
　　当他们还在写作和交谈时，我们看到的是医院和垂死的人；当他们把为国家服务称为最伟大的事情时，我们感受到的是更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
　　叛徒、逃兵或者懦夫，这样的词他们可以脱口而出，而我们不想成为他们口中这样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热爱祖国，在每一次进攻中都表现得英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自己跟他们的不同，也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他们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们是孤独的，也不得不孤独地面对一切。
　　出发之前，我们就把凯梅里奇的东西打包好了，回乡的路上他一定用得到。
　　野战医院很繁忙，一如既往地散发着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就算已经习惯了军营生活，我们在这里也会感到不舒服。我们向人打听着凯梅里奇。他躺在病房里，很虚弱，见到我们的时候，有些喜悦和激动，也有些无助。在他昏迷的时候，手表也被人偷了。穆勒摇了摇头，“我告诉你好几次了，别随身带着那么贵的表。”
　　穆勒这个人有点笨，但很有主见。其实，他不应该说这句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凯梅里奇没法走出病房。能不能找到手表已经无所谓了，顶多就是把表当作遗物送回家乡。“你感觉怎么样，弗朗茨？”克罗普问道。凯梅里奇低下了头，“还行，只是脚疼得厉害。”
　　我们把目光转向他的床。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篮子底下，盖在上面的被子高高翘起。我用脚踢了穆勒的小腿，提醒他不要把外面医护人员跟我们说的事告诉凯梅里奇：他被截肢了，已经没有脚了。
　　他的状态很差，脸色蜡黄，鼻子和嘴周围有些苍白，脸上出现了我们曾经看过几百次的奇怪的纹路，这并不是真正的纹路，更像是一个标识；皮肤下已经不再有生命的跃动，死亡正从他的身体内夺走生机；他的眼睛已经散发出濒死的气息了。凯梅里奇就躺在那里，可是不久前我们还一起烤马肉，蹲在战壕里并肩作战；他还是他，但又不再是他。他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像被冲洗了两次的底片，甚至连声音也像即将消失的灰烬。
　　我想起了当时启程的场景。他的妈妈，一个善良的胖女人，送他到车站。当时，她一直哭，脸都哭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