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在前线后方九公里。我们昨天才被换下来；现在满肚子都是白豆和牛肉，吃得很饱，很满足，甚至在晚饭时都能领到额外的饭盒；此外，还发了双份的香肠和面包，足够了。这样的情况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红头发的厨工直接开始给我们打饭；他挥舞着勺子给每个人盛上丰盛的食物。他有些崩溃，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把厨房里的食物都清空。特雅登和穆勒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几个洗脸盆，把它们装得满满的。特雅登这样做是因为他嗜吃如命，穆勒则是出于谨慎。所有人都很好奇，像鲱鱼一样瘦弱的特雅登，把饭都吃到哪儿去了。
　　
　　但最重要的是，烟也给了双倍—每人十支雪茄，二十支香烟和两块嚼烟，数量相当可观了。我用嚼烟和卡钦斯基交换了香烟，这样一来，我就有四十支香烟了。够我抽一天的了。
　　
　　其实，我们本不应该得到这么多。普鲁士人并不慷慨。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错误。
　　
　　十四天前，轮到我们到前线换班。当值期间，一切都很平静，因此，军需官为我们连队返营的一百五十人备全了当天的食物。然而，就在最后一天，漫天炮火意外袭来，英国大炮不断向我们的阵地发出攻击，我们损失惨重，最终，只有八十人返回。
　　
　　夜间扎营后，我们就立刻躺下休息，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卡钦斯基的话没错：如果我们能睡个安稳觉，那就代表战场的情况没那么糟糕。以前我们从没睡过好觉，因此，每次都觉得在前线的十四天十分漫长。
　　
　　当我们中的第一批人走出营房时，已是中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起了饭盒，聚集在飘着食物香气的厨房前。当然，站在最前面的是饿得最惨的人：小阿尔伯特·克罗普，我们中思维最清晰的人，因此他也最早晋升豁免兵；穆勒，他仍然带着课本，梦想着有一天能参加考试，在连天炮火中，他仍然苦读物理定理；勒尔，留着络腮胡，对军官妓院的女孩们情有独钟，还发誓有一天会通过军令让女孩们穿上丝绸衬衫，并让上尉以上头衔的客人在与她们碰面前先洗个热水澡；　第四位是我，保尔·鲍默。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都是从同一个班级走上战场的。
　　
　　紧跟在我们身后的是我们的朋友，特雅登—一个瘦小的锁匠，与我们同龄，是连队里的贪吃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