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格拉夫的羽绒服前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他摘下了雪镜，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格鲁布霍费尔看向兰德格拉夫，看见他眼睛又红又肿，旁边还有深深的鱼尾纹。他看起来非常疲惫，但这也是意料之中。格鲁布霍费尔知道，自己看起来肯定也跟他一样狼狈。
　　面前终于出现一个空档之后，格鲁布霍费尔往北、往西都看了看，看到厚厚的云层逐渐笼罩了凌川峰和普莫里峰。他们的一位奥地利向导安德烈亚　斯·诺　伊　施　米　德（Andreas Neuschmid）衣领上别着一台对讲机，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格鲁布霍费尔听出来是卡里·科布勒的声音，他在前进营地，一直在用一台鉴识望远镜观察自己队伍的进展。
　　科布勒说：“午饭的时候天气会变坏。你们赶紧下来。”
　　格鲁布霍费尔非常清楚，登山界有句老话，说的是登顶才只是全程的一半，而死在珠穆朗玛峰上的人，有70%都是死在下山路上。现在，一场暴风雪正在酝酿。他想起自己对安吉丽卡和小老鼠许下的承诺。飞去来已经飞到最远的位置，是飞回家的时候了。
　　格鲁布霍费尔费劲地站起来，转向兰德格拉夫，说：“喂，要小心啊。”兰德格拉夫茫然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作为回应。几分钟后，他也站了起来，跟着自己的搭档开始下山。
　　几个小时后在前进营地，科里·理查兹转身对我说：“我在山上还从来没经历过这么漫长的夜晚。有那么一阵我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牙齿就像动画片里骷髅的牙齿一样，咯咯嗒嗒地响。”
　　现在是午饭后，我们五个人围坐在山晖公司登山队用餐帐篷里的一张桌子旁。我、雷南和山晖公司的大本营负责人艾米丽·特纳（Emily Turner）坐在一边，科里和托波在我们对面，肩并肩瘫倒在两张折叠椅上。过去半小时，科里和托波一直都在讲，刚刚他们走那条新路线爬上东北壁时有多带劲。托波的鼻子看着就像一块放在太阳底下等着风干的火腿，他脸上满是黑色的胡楂，眼神有些恍惚。科里的头发根根直立，他的鼻子也晒伤了。上次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身上无论是有什么火在燃烧，现在都好像已经被扑灭了。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人跟之前比起来，看着就像烧得只剩下空壳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