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0年，新一代夏尔巴向导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其中很多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开创了珠穆朗玛峰向导服务行业的那一代夏尔巴人的孩子。有了他们的父辈在珠穆朗玛峰上挣来的钱，这些年轻一代的夏尔巴人很多都是在繁华的加德满都而不是乡村里长大的。他们上的是私立学校，英语也说得很流利。他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电视和互联网，也热衷于了解西方文化和消费主义。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离开了加德满都，去欧洲和纽约寻找财富，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从他们的父辈手中接过了珠穆朗玛峰的火炬。新一代人有更国际化、更进步也更有雄心壮志的世界观，也变得更愿意质疑：为什么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服务中，是隔着千山万水的白人挣走了绝大部分钱。
　　
　　然后是2012年9月23日，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发生了一场巨大灾难。将近凌晨5点时，美国极限滑雪运动员格伦·普莱克（Glen Plake）待在他位于海拔7000米处的帐篷里，正准备出发去登顶。跟普莱克住同一个帐篷的是一个法国人，名叫格雷格·科斯塔（Greg Costa），正是他率先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一场即将到来的雪崩发出的隐隐雷声，尽管很微弱，但绝不会弄错。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很快变大了，片刻之后，整个营地，连同另外30名登山者都被扫下山去。雪雾散去之后，普莱克发现自己人虽然还在帐篷里，但半截都埋进了营地下方300米处的一道裂缝。科斯塔不见了，另外还有10个人也不见了。
　　
　　当时有数十篇文章写到那天早上不幸罹难的来自美国和法国的3名职业滑雪运动员，然而几乎没有文章提到另外8名遇难者——全都是夏尔巴人。但大概一年后，格雷森·谢弗（Grayson Schaffer）在为《户外》杂志写的一篇题为《工具人》（The Disposable Man）的文章中写道：“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登山者一直在雇用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在珠穆朗玛峰上为他们做最危险的工作。在贫困地区，这样的工作相当有利可图，但世界上没有哪个服务行业会为了付费客户的利益而如此频繁地让工作人员死于非命或终身残疾。死者往往被遗忘，留给他们家人的也只有可怕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