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珠穆朗玛峰因为刚刚发生的一场暴风雪而被深埋在积雪之下，但乔治·马洛里坚决要求登山队最后再突击一次顶峰，结果7名本地背夫在北坳的一场雪崩中丧生。从那以后这样的模式就似乎一直在重复：在队伍后面背负重载费力前行的背夫，是仅有的会付出生命的人。霍华德·萨默维尔在雪崩发生时正跟马洛里一起交替给队伍开路，从埋住背夫的冰裂缝中把他们挖出来的记忆后来反复重现，让他饱受折磨。
　　
　　后来他写道：“死的只有夏尔巴人和菩提亚（Bhotias）人——为什么，哦，为什么我们英国人没有任何一个遭遇他们那样的命运呢？如果那一刻是我躺在那里，死在雪地里，我会很乐意。最好能让那些幸存下来的优秀的小伙子们觉得我们跟他们有同样损失，毕竟我们确实都是冒着同样的风险。”
　　
　　尽管英国人声称很敬重他们的“苦力”，但殖民者的思维定式牢牢植根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因此他们从未充分认识到，他们对这些人的剥削到了什么程度。雪崩后马洛里在给露丝的信中写道：“在山上的危险面前，他们都只是孩子。”后来，珠穆朗玛峰委员会给每位遇难者家里发了250卢比。（今天尼泊尔政府付给在珠穆朗玛峰上遇难的夏尔巴登山者的抚恤金　是　每　人1.5万美元，非营利组织瞻博基金[Juniper Fund]也会出同样多的一笔钱，但会分成几笔在五年内支付。）
　　
　　20世纪90年代初，珠穆朗玛峰向导服务行业开始爆炸式增长时，西方的珠穆朗玛峰向导，如盖伊·科特（Guy Cotter）、拉塞尔·布赖斯、托德·伯利森（Todd Burleson）和埃里克·西蒙森等，开始把夏尔巴人训练成真正的向导，而不是只能当背夫。这些夏尔巴人的雇主对他们很好，也非常尊敬，在为期两个月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季中他们最高能挣到5000美元，在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700美元的国家来说已经相当好了。大部分夏尔巴人对这种安排都很满意，他们当中有些人用挣到的钱去好好投资，就此成为有钱人。
　　
　　因此，第一代珠穆朗玛峰夏尔巴向导有足够理由乐天安命，不会去掀起什么浪潮。但他们也知道，跟他们一起工作的那些西方向导，做的是同样的工作，挣的却往往是他们的十倍，甚至工作起来很可能还没有他们那么努力，也没有冒他们那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