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回信或者有什么东西带给强巴副县长，他明天上午来取。又叮嘱道：“才让就留下啦，他今天就吃了拇指大的一块馒头，姐姐摸摸肚子就知道啦。”在果果拉马离开时，才让下意识地跟了过去。
　　母亲上前牵住他的手，对我说：“不知道你们两个谁大，看上去差不多。”我凑过去想跟他比个子。他吃惊得后退着，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一阵风吹来，我的鼻子里顿时灌满了浓浓的酥油味。
　　这是一个星期天，已经下午了。斜射的阳光把小巷分割成了阴阳两半，风也是一边凉一边热。才让走在阳光里，望着两边高高的土墙和前面深深的门洞，好几次都想停下来。
　　母亲牢牢攥着他的手说：“你第一次来西宁吧？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后来才让告诉我，他当时忐忑极了，就像一只小羊闯进了陌生的羊群。不不，他比小羊更不幸，小羊在陌生的羊群里会高声咩叫着寻找母羊和熟悉的伴侣，他却只能一声不吭，连表示一下疑惑都不可能。他来自草原，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抵触，所有迎面而来的，对他都是无法判断优劣好坏的巨大未知。我们进了院门，又进了我家居住的南房。姥姥惊讶得叫了一声：“这是谁家的娃娃，你怎么领进来了？”姥爷说：“别紧张，人家又不是来吃来喝的。”母亲说：“不吃不喝来家里干什么？”姥爷姥姥包括我都愣住了。
　　这是1959年的下半年，渐渐凸显的饥荒让谁也无法轻松面对家中来客这件事，连不到五岁的我都本能地有了沉甸甸的压力。大人们都说我聪明，聪明在这个时候让我朦朦胧胧意识到：本来就吃不饱的食物又要从我们嘴里扒拉出去一些了。
　　母亲又说：“他阿妈死了，洋洋他爸也差一点死掉。”然后拿着信念起来，还没念完，姥姥就哭了。她是一个谁死都会哭的人，何况是一个救了父亲命的人。
　　她捯动着小脚过去，一手抱住才让的头，一手摸着他的光脊梁：“没娘的娃娃太孽障（可怜），大夏天还穿着皮袍，光身子上连个衬衣也没有。”说着又哭。母亲也抹起了眼泪。
　　姥爷长叹一声说：“这是恩人的娃娃，我们不能对不起。”我那时还不理解父亲信中的话，也不理解大人们的眼泪，只觉得家里来了一个小藏族人，他已经没有阿妈了。
　　我警惕地想：是不是他没有了阿妈，就来这里找阿妈？这里的阿妈是我的阿妈。才让一看姥姥摸他的光脊梁，就懂事地把堆在腰里的皮袍提起来穿在了身上，而且像汉族人一样两只胳膊都套进了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