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从彦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长河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如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江海，铸就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的《百川汇流：各民族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以馆藏珍贵文物为钥匙，将器物背后的民族故事、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娓娓道来，打开了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之门。该书兼具学术的严谨性与史料的权威性，又饱含文学的感染力与思想的纵深感，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脉络清晰的中华民族交融共生画卷。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一贯穿古今的核心史观，正是《百川汇流：各民族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展开叙事的根本脉络。无论是镌刻着远古文明密码的石器、凝结着礼乐制度的玉器，还是记录着民族交往的钱币、传递着家国情怀的文书，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个个坐标，串联起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用文物所承载之细节，完整还原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漫长进程。
　　
　　中华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埋下了文明的种子。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在不同地域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已然通过器物传播与技术交流构建起早期联系。红山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其高超的玉器制作技艺与龙图腾崇拜，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早期雏形，跨越地域界限凝聚起共同的文化认同。而战国时期的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既带有本地文化特色，又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带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构建起中原与边疆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关联。这一阶段的文明萌芽，虽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却以技术传播、文化借鉴为纽带，为后续的深度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开创阶段，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多民族的迁徙融合，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显现。秦汉时期，通过制度统一强化了民族凝聚力。青铜量器见证了度量衡制度的统一与发展，成为国家意志与文化认同的象征。两汉时期的和亲政策，更成为民族交融的重要载体。“单于和亲”砖范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的铭文，以及昭君出塞、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等历史事件，不仅减缓了双方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维护了地区间的稳定，更促进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深度交流。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松散的文化关联走向紧密的政治与社会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化融合阶段，展现出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与疆域拓展中民族共生的图景。隋唐五代的海纳百川，文化互鉴，将民族交融推向新高度。“吐鲁番曾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在这里聚集的纺织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来源也非常广泛”，中原的丝织技术与西域的文化元素相互融合，成为民族交往的生动注脚。辽宋夏金元时期，虽政权并立，但文化融合从未中断。明清时期的“华夷如一，因俗而治”，通过土司制度等政策，强化了中央与边疆民族的联系，而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图像，更成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体现，彰显了各民族对祖国的深厚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与铸牢阶段，在民族危亡与国家复兴的历程中，各民族凝聚成命运与共的整体。近代以来，面对外来侵略，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并肩御敌。西藏人民英勇抗英，谱写了反抗侵略的悲壮篇章；梁启超的政治论文与提案稿本，推动了早期民族思想的演进；中华民国五色旗，成为“五族共和”思想的具象体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将民族团结推向新的高度。长征途中，红军发布的民族政策布告明确提出“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通过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实践，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的毛瑟手枪、琼崖纵队的手榴弹弹带，见证了各族兄弟并肩御敌的深厚情谊。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让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2018年，“中华民族”首次写入宪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根本法保障。
　　
　　从远古的文明星火到近现代的民族觉醒，从器物的传播交流到精神的共鸣共生，《百川汇流：各民族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以文物为笔，以历史为纸，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轨迹。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与总结，更是对未来的启示与展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部著作将激发我们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续写“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华章，让百川汇流的历史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永远流传。

　　◎《百川汇流：各民族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李游、赵坤、冯正国等撰，广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