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泽宇

　　柯胜雨长期致力于古史研究，在完成了《夏商周通鉴》《殷商六百年》《史前中国》等著作后，他不出意料地将视野聚焦于夏文化，这是研究古史无法跨越的话题，也是探讨中国历史之原点的关键。《夏王朝：天崇拜与华夏之变》（以下简称《夏王朝》）一书开宗明义，将夏代纳入王朝政治体系，因而有论者认为，本书构建了“夏代国家模型”，打破西方历史叙事模式。同时，柯胜雨力求突破中国古代对古史体系的信从态度以及后续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之单一视角，因而其治史模式必然是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柯胜雨也走出疑古之惑，跳出信古之窠，置于“疑古”与“信古”之间，对夏史在甄别、辨析基础上力求做到客观地把握和使用。
　　
　　夏文何存？夏禹何人？夏都何在？这些是研究夏文化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夏王朝》一书对此皆有涉及，例如早期夏文化研究、禹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新砦遗址的历史界定、龙文化与天崇拜等专题，颇具针对性与前沿性。相较已有研究成果，本书具有以下几点学术上“亮点”。一是以“信仰”为核心纽带，用遗存、器物、制度串联起夏文化发展历程，从微观的现象中透视宏观的多元一体。二是运用生物考古技术、地球水文学知识，论证“大禹治水”等“信史”的真实性，并分析自然环境对文明进程的重大影响。三是论述新砦文化，认为其是介于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过渡性存在。这些都为寻找夏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可能。
　　
　　对夏文化信仰体系的研究可谓本书诸章节的主线。夏文化的发生地河洛地区长期拥有共同的天崇拜基础，通过祭天仪式，“崇天观念以直观、庄严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此获得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崇天”的意识形态功能，贵族的统治地位得以彰显。《夏王朝》将带有“崇天”性质的祭祀遗址、器物、遗存作为判定夏文化类型、谱系的重要依据，往往与关键历史事件结合，对古史进行判定。从大禹时代的联盟体，到夏文化的发展鼎盛，再到商汤代夏，“崇天观念”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历史的推手，崇拜的内涵与成分无疑与“华夏之变”互为表里，就像二里头文化向早商文化的进程中，龙形象被饕餮纹取而代之；而到了周人时，代表着天崇拜的龙再次替代殷商的“尚鬼”传统。在这一维度上，可以看到夏文化的内核及其历史传承。
　　
　　夏王朝存在已基本是国内学者的共识，但仍有一些人借“古史辨”之名极力否定夏的存在。其源于顾颉刚对禹历史真实性的否定。柯胜雨则穿过神话传说的疑云，“透物见史”地分析夏禹之实存。其理由一为商周对夏、禹存在真实的历史记忆，并且文献中存有相近的夏王朝的“西邑”及世袭体系；二为通过新史料特别是清华简《厚父》等的整理发现，他与无法从考古遗存中直接证明存在的尧舜鲧不同，禹之神性难寻，他是真真切切的人王；其三，“大禹治水”“禹征三苗”“禹赐玄圭”等是夏王朝建立前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考古普遍出现的物质文化对此都有直观反映，这也是证明其存在的关键证据。
　　
　　不似美国学术范式中考古学与人类学的依附关系，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具有天然不可分离的本性。这在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最为典型。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如何辨识文献中所见夏史可信性？《夏王朝》为我们提供了找到答案的视角，柯胜雨提示我们，历史没有终点，记载在史书上的文字也不会是最终结论，随时会被考古发现修正。中国当代学人应当同本书著者等一道，饱有浓厚的文化自信，紧密依靠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的结合，终将证明夏的历史亦是信史。

　　《夏王朝：天崇拜与华夏之变》，柯胜雨/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