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金朝

　　电影《南京照相馆》不仅在2025年夏季档期创造了非凡的票房成绩，更凭借其深刻的立意和强烈的情感力量，引发了全民范围的广泛共鸣。它以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角，为观众“冲洗”了南京大屠杀那段烙印在民族灵魂深处的沉重历史底片。
　　
　　影片没有聚焦于宏大的战争场面，也没有刻画“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而是以一个普通邮差苏柳昌（刘昊然饰）和一家位于贡院街的“吉祥照相馆”为核心，将观众一步步带回1937年12月的南京，让观众跟随小人物的视角，感受战火与废墟下的普通人的挣扎与不屈。其中的角色，皆是乱世中的普通人：冒充学徒的邮差阿昌，在黑暗中守护家人的照相馆老板，为求生存而成为翻译的王广海，以及在乱世中艰难求存的戏子林毓秀。他们便是乱世之中如草芥般飘零的芸芸众生，是三十万同胞的缩影。影片对细节的还原细致入微，从街道、店铺、汽车到广告海报，都严格按照历史影像进行真实复刻。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当经典的南京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在恐怖的背景下被念起时，童真无邪的儿歌瞬间浸透了血泪，极大地增强了情感力量。
　　
　　对历史细节的极致还原与小人物的视角，不只是为了视觉上的真实，更是为了建立一种基于“考据”的“情感信任”。这种认同感会投射到影片所讲述的宏大历史叙事上，使历史的重量转化为情感的冲击，让观众感叹这不只是一部剧情片，更是一部历史纪录片，像一堂刻进生命的历史课。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改编自青年罗瑾和吴旋接力守护日军暴行相册的事迹，“吉祥照相馆”的原型，便是位于南京市长江路估衣廊一带的“华东照相馆”。
　　
　　通过对史实的艺术化呈现，影片最终揭示出军国主义分子的可笑行径：侵略者用相机记录暴行，企图以此炫耀武力，却无意中为受害者留下了最无可辩驳的罪证。影片中，日本摄影师伊藤秀夫的镜头，原本是为记录所谓的“战绩”，却成了历史审判的“呈堂证供”。“拍照”也因此被赋予了三重深意：它既是侵略者的傲慢，也是受害者的见证，并最终成为了正义审判的武器。影片的核心冲突，便是以苏柳昌为代表的中国平民，冒死从侵略者手中“夺回”这些影像，即“夺回”了历史的解释权和记忆的制高点。这些被夺回的影像，最终在法庭上变成了“京字第一号证据”，将谷寿夫的狡辩击得粉碎，完成了从“照片”到“武器”的升华。
　　
　　影片上映后，吸引了大量亲子观影群体，实现了从观看到铭记再到传承的价值跃迁。有观众评价，电影让“课本中的文字变得更加鲜活”，让孩子了解先辈的勇敢与无畏，更知和平时代的珍贵。影片的教育价值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它将冰冷的史实数据转化为可感知的痛苦和挣扎，这种情感力量帮助年轻一代建立起与父辈、先辈的记忆连接，使得历史不再是“别人的故事”。当观众因影片而落泪、沉默，并对和平与自强产生更深的理解时，历史的教训便不再是外在的说教，而是内化为个人生命体验的一个重要节点。
　　
　　当下，否认和篡改历史的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影片的艺术成就本身，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反驳。它证明了尊重历史的严肃作品，其力量远超虚假的神化叙事。当观众因影片对历史细节的极致考证而建立信任感后，历史的真相便以无可辩驳的姿态呈现，使得任何试图否认或篡改的行为都显得苍白无力。《南京照相馆》的成功，是一次对电影艺术与历史责任关系的深刻探索。它以小叙事撬动了大历史，更以相片为介质，将那段血泪记忆打造成了无可辩驳的武器。它将历史的底片从尘封的档案和冰冷的文字中取出，在光影的世界里，让永不磨灭的真相再次显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