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与山东四部地方志
◎刘国胜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又字书仓，号林汲山人，山东历城人, 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在校勘学、目录学和图书馆事业上成绩卓著，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的创办者。他以藏书富甲一方、学识渊博而闻名士林，考中进士后，倡行《儒藏说》，被乾隆诏进四库全书馆，成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编纂者。人所鲜知的是，他年轻时，还主修、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东昌府志》四部重要的山东地方志，成为清代山东方志编修事业的关键人物，他留下的这四部方志，不仅是山东地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方志史上宝贵的典范之作。
初涉志业：参修《泰安府志》
泰安原属济南府，本为州制，雍正十三年（1735）升为府制，朝廷要求编修新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知府颜希深（字若愚）广邀名儒，兴办志局。济南府历城县“庚辰科副贡”周永年，因藏书丰富、学识渊博，也被邀请参与修纂《泰安府志》，这是他首次参与官方地方志书的编纂。
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冬，周永年自京城顺天乡试落第归济南，冒雪拜访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字椒园）。沈氏素识周永年之才，极为赏识，在诗中称其“博洽精核孰与侔”。此次会面后不久，沈廷芳推荐他加入《泰安府志》的修志团队。此次修志，由知府颜希深主导，总纂为沈廷芳弟子成城（字卫宗），其他成员包括李文藻（字素伯，号茝畹，又号南涧）、王槐音、邵龙等，周永年虽为分纂，名列末位，却以书富于家，贡献颇多。
此次修志所引书目多达四百种，周永年所藏《藉书园目录》中几乎尽收其书，显示出他对修志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十八世纪的地方志编纂实践中，书籍资料的广博与考据能力往往决定志书之深度与广度，周永年正是以此两点脱颖而出。
修志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四月，至次年二月，历时十一个月正式完成，全书三十二卷，分设星野、山水、建置、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十六门类，内容详赡，结构严谨，为泰安建府以来首部完整方志，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参与修志者李文藻，也是在沈廷芳举荐下进入志局，后来与周永年共同主修《历城县志》。李文藻在给周永年的私人信函中回忆：“己卯岁阑，共葺轶闻于岱下”，可见两人在泰安志局中协力修志，结下深厚友谊，并为日后合作奠定基础。
成熟之作：领修《历城县志》
乾隆三十一年（1766）夏，历城县知县胡德琳（字碧腴，又字书巢）筹备修志，“丙戌（1766）夏，粤西胡君书巢来令是邑，慨然有修葺之志。”原拟请青州府益都县的李文藻主纂，李文藻已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考中进士，既参修过《泰安府志》，还于甲申年（1764）主修了《诸城县志》，但李氏因母丧、家事繁重不能及时赴任，遂举荐好友周永年接手主修。周氏虽起初辞让，称“謭陋不足以任”，但在李文藻鼓励下，周永年率先承担起修志的筹备工作。“丁亥（1767）春杪”也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李文藻来到济南，胡德琳正式设局，开修《历城县志》。
历城县为山东省会济南所辖首邑，地位重要，历史悠久，修志难度极高。周永年深知此志非同小可，遂“即出其书，肆力搜讨”，将其藉书园藏书数万卷悉数用于修志的资料库，他和李文藻通过实地考察、访碑查志、搜集文献，亲力亲为，展现出高度责任感与扎实的学术功底。
志书编修过程中，他们不仅整理自明以来的旧志，还补录碑刻、家乘、掌故，细致考订前人谬误，核准异文，详加注释。在人物、建置、山水、金石、艺文等各门类下，他广泛引用文献，并注明出处来源。凡无明文者，则注明“口述”“案牍”“传状”，体现出近似现代文献学的严谨态度。
从1767年三月开志局，到1770年历时三年，纂成书稿，到1772年夏天历时五年，正式付梓。“壬辰（1772）夏，东昌太守胡君书巢以前所编《历城县志》剞劂成”，“盖五年而后成书”，书成五十卷首一卷，字数达四十八万字，堪称清代方志中的巨制。
周永年当时进京，向大学士朱筠（字竹君，又字美叔，号笥河）献上《历城县志》书稿，朱筠是当时京师文人的“舵把子”，他以“详慎”赞之，称赞该志强调详实著录，收集并呈现了丰富的史料，在当时考据学的潮流下开创了“详慎”风尚。
周永年的好友、方志学家章学诚（字实斋）也高度评价此志：“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言之征，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
《历城县志》纂修姓氏中，“裁定”是沈廷芳，“总修”是胡德琳。“纂辑”则有李文藻、周永年等六人。胡德琳认为，李文藻、周永年居功最多，“盖益都进士李茝畹、邑孝廉周静函之功居多。”著名文献学家王献唐认为:“《历城县志》则周书昌为主体。”另一位文献学家王绍曾也认为，纂修《历城县志》“周永年主持在前，并且以周为主体，李文藻是后来才参加的”。
此外，周永年的几位师友也参与了《历城县志》的编纂。恩师申士秀（字书升）担任了《历城县志》的参订，周永年在佛峪读书的好友方昂（字叔驹）、朱曾传（字式鲁），以及周永年的学生郑铭（字秋池）、陈嘉乐（字子显）等担任了采访。
《历城县志》最终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刊刻，历时五年，成为当时最为完备的县志之一，也是今日研究济南地区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权威资料。周永年亦因该志声名大振，不久后中进士，入翰林院，进而参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修。
可以说，《历城县志》不仅是周永年志学思想与藏书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标志着他从地方藏书家成长为国家级文献编纂专家的转折点。这部志书影响深远，其详慎有据、体例完备的编纂风格对清代乃至近代志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实为中国方志史上的经典之作。
草创《济宁直隶州志》：文献理念形成
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周永年应胡德琳之邀，参与《济宁直隶州志》的修纂，担任副总裁。这是他继主修《历城县志》之后，再次参与省内重镇志书编撰，虽最终未能全程参与成书，但其在志局创建、文献资料整合与文献理念酝酿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
济宁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之处，自古为水陆交通要冲，地理形势复杂，历史文化厚重，方志编修难度甚高。胡德琳在调任知州后即“以修志为己任”，延请前山东按察使沈廷芳任总裁，周永年与盛百二（字秦川）任副总裁，重启志局，选址设馆，广延绅儒，征集旧志资料与图籍碑刻，立志修一部切实可靠、体例完备的州志。
在这一过程中，周永年贡献主要有三：
一是提供藏书支援。周永年为修志将大量书籍运至济宁供参考，然而适逢洪水暴发，所藏部分书籍竟遭水淹，“留书某家，为水漂去”，令人痛惜，但可见其为志事之倾力。
二是主持志局组织筹备。在志局草创之初，周永年负责甄选门类、拟定体例，确定修志纲要。他将此前在《历城县志》中的经验融入《济宁直隶州志》的草创工作，为志书后续展开提供了方向。
三是文献构想的形成。此番在济宁修志期间，周永年首次提出“文藏”设想，后发展为他成熟的《儒藏说》构想。这种文化典籍系统整理理念，源自他在地方志修纂中的材料积累与实践思考，是从地志编修向国家文化典籍工程过渡的重要转型点。
然而，修志未及一年，胡德琳即调任东昌府知府，志局草稿封存，修志中断。直至三年后，蓝应桂继任知州，因礼部催修志乘，才重新启用胡德琳所遗旧稿，并聘盛百二主纂，在其基础上增补三分之一篇幅，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书三十四卷。乾隆四十五年（1780），济宁州割汶上归兖州，划金乡来属。新任知州王道亨又带人在原志基础上做了增修，乾隆五十年（1785）最终付梓。
尽管最终刻本署名为“胡德琳修，蓝应桂续纂，王道亨增修，盛百二补辑”，未直接列出周永年之名，但作为首批副总裁之一，周氏在修志准备期的制度建构、资料搜集与藏书支援方面居功至伟，尤其是在志书体例与分类上的设计对后人编纂具有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济宁直隶州志》也是周永年参与的四部地方志中，最能体现其文献归藏思想萌芽的一部。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筹划以文献体系为核心的“文藏”方案，尝试将地方文化材料转化为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并以“藏”的方式保存、分类、传续，这一理念后来成为他被征诏入四库全书馆的重要原因。
领修《东昌府志》：皇家典籍的地方运用
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天，胡德琳“擢东昌守”，见旧志已一百七十余年未修，乃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春，聘请周永年、盛百二领衔，携“浙江举人叶梦麟，丁卯科举人毕以田”、“翰林东昌府教授董元度，乙未进士邓汝勤，优贡生梁鸿翥”等，纂修《东昌府志》。
周永年在东昌府工作了大约一年时间，乾隆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十一日，经刘统勋奏请，周永年被征进京，校办《永乐大典》，办理《四库全书》，便离开了东昌府志局。
次年（1774）年初，《东昌府志》纂成，共五十卷。《东昌府志》纂成时，周永年已官至翰林院检讨，他仍列“纂修”首席，一是他原本为《东昌府志》领修，二是他离任后仍为志局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周永年进京后任《永乐大典》分校官，可以乘职务之便抄出《永乐大典》中与“东昌府”有关的内容。《东昌府志》卷二二《金石一》记道:“今朝廷开四库馆，因得《永乐大典》中明初郡志。”盛百二也在《观录序》中写道:“中所引《永乐大典》，盖明初东昌志也;东昌旧志，则万历时所修也。”
此外，《东昌府志》中还征引了大量社会上已经佚失难觅的古籍，如《元一统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明清类天文分野书》等，有学者考证，纂修《东昌府志》所需的这些古籍，是周永年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
《东昌府志》是周永年主持的第四部山东地方志，虽然周永年离任后并未直接参与成稿定稿过程，但他主导确立的体例框架、提供的珍稀文献、设定的学术基准，为《东昌府志》之成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周永年及其相关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3AWTJ07）成果之一。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又字书仓，号林汲山人，山东历城人, 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在校勘学、目录学和图书馆事业上成绩卓著，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的创办者。他以藏书富甲一方、学识渊博而闻名士林，考中进士后，倡行《儒藏说》，被乾隆诏进四库全书馆，成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编纂者。人所鲜知的是，他年轻时，还主修、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东昌府志》四部重要的山东地方志，成为清代山东方志编修事业的关键人物，他留下的这四部方志，不仅是山东地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方志史上宝贵的典范之作。
初涉志业：参修《泰安府志》
泰安原属济南府，本为州制，雍正十三年（1735）升为府制，朝廷要求编修新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知府颜希深（字若愚）广邀名儒，兴办志局。济南府历城县“庚辰科副贡”周永年，因藏书丰富、学识渊博，也被邀请参与修纂《泰安府志》，这是他首次参与官方地方志书的编纂。
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冬，周永年自京城顺天乡试落第归济南，冒雪拜访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字椒园）。沈氏素识周永年之才，极为赏识，在诗中称其“博洽精核孰与侔”。此次会面后不久，沈廷芳推荐他加入《泰安府志》的修志团队。此次修志，由知府颜希深主导，总纂为沈廷芳弟子成城（字卫宗），其他成员包括李文藻（字素伯，号茝畹，又号南涧）、王槐音、邵龙等，周永年虽为分纂，名列末位，却以书富于家，贡献颇多。
此次修志所引书目多达四百种，周永年所藏《藉书园目录》中几乎尽收其书，显示出他对修志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十八世纪的地方志编纂实践中，书籍资料的广博与考据能力往往决定志书之深度与广度，周永年正是以此两点脱颖而出。
修志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四月，至次年二月，历时十一个月正式完成，全书三十二卷，分设星野、山水、建置、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十六门类，内容详赡，结构严谨，为泰安建府以来首部完整方志，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参与修志者李文藻，也是在沈廷芳举荐下进入志局，后来与周永年共同主修《历城县志》。李文藻在给周永年的私人信函中回忆：“己卯岁阑，共葺轶闻于岱下”，可见两人在泰安志局中协力修志，结下深厚友谊，并为日后合作奠定基础。
成熟之作：领修《历城县志》
乾隆三十一年（1766）夏，历城县知县胡德琳（字碧腴，又字书巢）筹备修志，“丙戌（1766）夏，粤西胡君书巢来令是邑，慨然有修葺之志。”原拟请青州府益都县的李文藻主纂，李文藻已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考中进士，既参修过《泰安府志》，还于甲申年（1764）主修了《诸城县志》，但李氏因母丧、家事繁重不能及时赴任，遂举荐好友周永年接手主修。周氏虽起初辞让，称“謭陋不足以任”，但在李文藻鼓励下，周永年率先承担起修志的筹备工作。“丁亥（1767）春杪”也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李文藻来到济南，胡德琳正式设局，开修《历城县志》。
历城县为山东省会济南所辖首邑，地位重要，历史悠久，修志难度极高。周永年深知此志非同小可，遂“即出其书，肆力搜讨”，将其藉书园藏书数万卷悉数用于修志的资料库，他和李文藻通过实地考察、访碑查志、搜集文献，亲力亲为，展现出高度责任感与扎实的学术功底。
志书编修过程中，他们不仅整理自明以来的旧志，还补录碑刻、家乘、掌故，细致考订前人谬误，核准异文，详加注释。在人物、建置、山水、金石、艺文等各门类下，他广泛引用文献，并注明出处来源。凡无明文者，则注明“口述”“案牍”“传状”，体现出近似现代文献学的严谨态度。
从1767年三月开志局，到1770年历时三年，纂成书稿，到1772年夏天历时五年，正式付梓。“壬辰（1772）夏，东昌太守胡君书巢以前所编《历城县志》剞劂成”，“盖五年而后成书”，书成五十卷首一卷，字数达四十八万字，堪称清代方志中的巨制。
周永年当时进京，向大学士朱筠（字竹君，又字美叔，号笥河）献上《历城县志》书稿，朱筠是当时京师文人的“舵把子”，他以“详慎”赞之，称赞该志强调详实著录，收集并呈现了丰富的史料，在当时考据学的潮流下开创了“详慎”风尚。
周永年的好友、方志学家章学诚（字实斋）也高度评价此志：“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言之征，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
《历城县志》纂修姓氏中，“裁定”是沈廷芳，“总修”是胡德琳。“纂辑”则有李文藻、周永年等六人。胡德琳认为，李文藻、周永年居功最多，“盖益都进士李茝畹、邑孝廉周静函之功居多。”著名文献学家王献唐认为:“《历城县志》则周书昌为主体。”另一位文献学家王绍曾也认为，纂修《历城县志》“周永年主持在前，并且以周为主体，李文藻是后来才参加的”。
此外，周永年的几位师友也参与了《历城县志》的编纂。恩师申士秀（字书升）担任了《历城县志》的参订，周永年在佛峪读书的好友方昂（字叔驹）、朱曾传（字式鲁），以及周永年的学生郑铭（字秋池）、陈嘉乐（字子显）等担任了采访。
《历城县志》最终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刊刻，历时五年，成为当时最为完备的县志之一，也是今日研究济南地区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权威资料。周永年亦因该志声名大振，不久后中进士，入翰林院，进而参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修。
可以说，《历城县志》不仅是周永年志学思想与藏书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标志着他从地方藏书家成长为国家级文献编纂专家的转折点。这部志书影响深远，其详慎有据、体例完备的编纂风格对清代乃至近代志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实为中国方志史上的经典之作。
草创《济宁直隶州志》：文献理念形成
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周永年应胡德琳之邀，参与《济宁直隶州志》的修纂，担任副总裁。这是他继主修《历城县志》之后，再次参与省内重镇志书编撰，虽最终未能全程参与成书，但其在志局创建、文献资料整合与文献理念酝酿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
济宁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之处，自古为水陆交通要冲，地理形势复杂，历史文化厚重，方志编修难度甚高。胡德琳在调任知州后即“以修志为己任”，延请前山东按察使沈廷芳任总裁，周永年与盛百二（字秦川）任副总裁，重启志局，选址设馆，广延绅儒，征集旧志资料与图籍碑刻，立志修一部切实可靠、体例完备的州志。
在这一过程中，周永年贡献主要有三：
一是提供藏书支援。周永年为修志将大量书籍运至济宁供参考，然而适逢洪水暴发，所藏部分书籍竟遭水淹，“留书某家，为水漂去”，令人痛惜，但可见其为志事之倾力。
二是主持志局组织筹备。在志局草创之初，周永年负责甄选门类、拟定体例，确定修志纲要。他将此前在《历城县志》中的经验融入《济宁直隶州志》的草创工作，为志书后续展开提供了方向。
三是文献构想的形成。此番在济宁修志期间，周永年首次提出“文藏”设想，后发展为他成熟的《儒藏说》构想。这种文化典籍系统整理理念，源自他在地方志修纂中的材料积累与实践思考，是从地志编修向国家文化典籍工程过渡的重要转型点。
然而，修志未及一年，胡德琳即调任东昌府知府，志局草稿封存，修志中断。直至三年后，蓝应桂继任知州，因礼部催修志乘，才重新启用胡德琳所遗旧稿，并聘盛百二主纂，在其基础上增补三分之一篇幅，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书三十四卷。乾隆四十五年（1780），济宁州割汶上归兖州，划金乡来属。新任知州王道亨又带人在原志基础上做了增修，乾隆五十年（1785）最终付梓。
尽管最终刻本署名为“胡德琳修，蓝应桂续纂，王道亨增修，盛百二补辑”，未直接列出周永年之名，但作为首批副总裁之一，周氏在修志准备期的制度建构、资料搜集与藏书支援方面居功至伟，尤其是在志书体例与分类上的设计对后人编纂具有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济宁直隶州志》也是周永年参与的四部地方志中，最能体现其文献归藏思想萌芽的一部。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筹划以文献体系为核心的“文藏”方案，尝试将地方文化材料转化为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并以“藏”的方式保存、分类、传续，这一理念后来成为他被征诏入四库全书馆的重要原因。
领修《东昌府志》：皇家典籍的地方运用
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天，胡德琳“擢东昌守”，见旧志已一百七十余年未修，乃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春，聘请周永年、盛百二领衔，携“浙江举人叶梦麟，丁卯科举人毕以田”、“翰林东昌府教授董元度，乙未进士邓汝勤，优贡生梁鸿翥”等，纂修《东昌府志》。
周永年在东昌府工作了大约一年时间，乾隆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十一日，经刘统勋奏请，周永年被征进京，校办《永乐大典》，办理《四库全书》，便离开了东昌府志局。
次年（1774）年初，《东昌府志》纂成，共五十卷。《东昌府志》纂成时，周永年已官至翰林院检讨，他仍列“纂修”首席，一是他原本为《东昌府志》领修，二是他离任后仍为志局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周永年进京后任《永乐大典》分校官，可以乘职务之便抄出《永乐大典》中与“东昌府”有关的内容。《东昌府志》卷二二《金石一》记道:“今朝廷开四库馆，因得《永乐大典》中明初郡志。”盛百二也在《观录序》中写道:“中所引《永乐大典》，盖明初东昌志也;东昌旧志，则万历时所修也。”
此外，《东昌府志》中还征引了大量社会上已经佚失难觅的古籍，如《元一统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明清类天文分野书》等，有学者考证，纂修《东昌府志》所需的这些古籍，是周永年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
《东昌府志》是周永年主持的第四部山东地方志，虽然周永年离任后并未直接参与成稿定稿过程，但他主导确立的体例框架、提供的珍稀文献、设定的学术基准，为《东昌府志》之成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周永年及其相关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3AWTJ07）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