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小铃
　　
　　苦难叙事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质，作家韩浩月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以非虚构笔法书写跨越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构建了一部当代中国乡土创伤的精神档案。作品通过描绘山东郯城乡村至城市迁移过程中的人物群像，展现了独特的东方创伤书写美学——在直面苦难的同时，以诗意笔触探寻救赎的可能。
　　
　　本书以上下两辑构建创伤书写的双重维度。上辑“旋转的陀螺”聚焦血缘亲情的断裂与维系，下辑“遥远的风筝”则延伸至乡土社会的创伤图景。这种结构安排暗合东方文化中“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将个人苦难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书中十多个主要人物各自承载着不同形态的创伤：改嫁的母亲是作者童年刻骨的伤痕，我妹艳玲死在了最接近幸福的那一年，六叔杀猪赚钱再到开沙场替人顶罪，看似“朋友遍地”，却生活在虚幻的现实里，三弟婚礼上绿皮火车承载着一肚子鸡毛蒜皮……韩浩月以非虚构笔法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波折提升至时代缩影的高度。
　　
　　在叙事方法上，韩浩月的叙事蕴含独特的东方美学智慧。与西方创伤文学中常见的激烈宣泄不同，他采用“以柔承重，以静制动”的叙事策略，在平静水面下暗涌深沉情感。这种美学特质首先体现在意象的择取上，“陀螺”与“风筝”两个核心意象构成创伤书写的诗意转喻。作者阐释道：“风筝与陀螺，它们是一体两面，互为映像，本质是同样的事物。”陀螺承受鞭打仍旋转不止，象征创伤中的坚韧；风筝漂泊却根系故土，暗喻离散中的归属渴望。
　　
　　在语言风格上，韩浩月摒弃了浓墨重彩的渲染，以素朴而精准的白描为主。如《母亲在远方》中电话两端的沉默，《坐绿皮火车去参加三弟的婚礼》列车缓慢行驶时的“从容与静美”，都在极简中蕴含深沉情感。尤为珍贵的是，作品中始终保持着创伤与救赎的辩证视野。韩浩月认为：“那些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其实有我的一部分在陪着他们一起走动，而现实中的我，也一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这种双向滋养的关系，打破了创伤书写的单向哀悼模式。
　　
　　在情感表达上，书中有着超越个人记忆的书写，将个体创伤置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中。当韩浩月离开故乡山东郯城二十余年后重返故土，面对的不仅是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是整个乡土社会的深刻嬗变。韩浩月书中的“故乡是遥远、偏僻、荒凉的，呈现出的是与城市的光鲜亮丽完全相反的样貌。”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创伤体验，折射出整个一代人的精神困境。
　　
　　韩浩月没有回避这种创伤体验，而是以历史理性的眼光审视时代赋予的伤痕。如评论所言，书中“从十数个主要人物的身上，读者可以窥见时代所投射出的巨大背影，也可以聆听到身处角落与缝隙当中的人所发出的微小声音”。这种书写的最大价值，在于开辟了东方智慧特有的疗愈之路——通过文学叙事实现与自我、与故乡、与历史的和解。韩浩月说“往事如行李，可带走可放下”，揭示出作者对待创伤的辩证态度。
　　
　　这一疗愈过程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从逃离到回归的旅程。韩浩月坦诚自己曾是“故乡的逃离者、批判者”，而二十余年的心理历程最终使他成为“回归者”。二是创伤记忆的审美转化。作者将生活经历中的苦难转化为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叙事。三是和解共生的终极智慧。韩浩月提出：“人不能总活在往事中，可要是没了往事作为注脚，人也许会失去出处、根基与故乡。”这种不沉溺亦不割舍的中道智慧，正是东方哲学对创伤疗愈的独特贡献。
　　
　　书页翻动间，读者仿佛看见那些旋转的陀螺在伤痕累累的土地上依然保持平衡，那些飘摇的风筝始终维系着坚韧的长线。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众多乡土散文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创伤展示，在伤痕之上建立起希望的穹顶。当读者合上书本，那些在往事中行走的人并未消失，他们已成为我们精神原乡的一部分，提醒着每个现代游子：生命最深的创伤里，往往埋藏着最坚韧的精神根脉。

　　《在往事里走动的人》，韩浩月/著，现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