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再现故宫文物南迁史
祝勇长篇小说《国宝》出版
以小见大，以家映国，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曾展现着文物南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烟火日常的民间同样见证了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日前，作家祝勇最新长篇小说《国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中通过六十万言的篇幅，以宏阔的笔力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用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以精彩的故事重建南迁之路，投笔一代故宫人的守藏之心于纸上，大义凛然，根魂毕现。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实习生 张渊栋
一场历史的文学重构与记忆重生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驶出北平紫禁城。一万多个木箱在寒冬中沉默地向南移动，箱内封存着华夏八千年的文明基因：其中既有标志着礼乐初诞的商周青铜器，有凝结着文脉传承的唐宋书画，还有流淌着精湛技法的明清瓷器。此时，东三省的硝烟已烧至山海关，日军铁蹄步步紧逼，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了确保文明的根脉永续，故宫博物院组织动员，将文物分批南迁。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2025年，正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同样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作家祝勇以这段尘封的历史为经纬，耗时数载，完成六十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国宝》，不仅成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史的文学再现，更展现了一段民族文明基因的觉醒之旅。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在谈到创作背景时透露，为还原历史真实，祝勇曾跟随两岸故宫南迁路线重走逾万里，并采访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原型之一庄尚严后人庄灵在内的多位亲历者。越是深入地了解，祝勇越是发现，这段历史的难以尽述之处不胜枚举。为此，祝勇曾专门写出了一本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已于2023年出版。虽然这本书极为写实地展现了文物的南迁历程，但对作者来说，仍然有许多情感与细节隐藏在书的背后，始终郁集心中、“不吐不快”。“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全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都不行了。”长篇小说《国宝》由此诞生。
南迁过后，这些故宫珍品最终近乎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文物大迁徙，在战火纷飞中铸就了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李文儒感慨，故宫文物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和路途，又历经战火，居然基本没有损伤，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国宝》中，这段“文化抗战”的历程重又变得鲜活而可触。
以“一家之离散”，见“一国之荣辱”
“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在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这场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历经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过长江、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要用一个小说作品去呈现，并不容易。《国宝》选择重点塑造了一个名叫那文松的故宫人。小说围绕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到达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作者祝勇透露，《国宝》初稿曾因“太贴史实”而被否定，他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毅然删改十余稿，才终于将纪实骨架转化为虚构的血肉，完成了艺术的升华。祝勇回忆：“这部书写了五年，不断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从《故宫文物南迁》的史笔峥嵘到《国宝》的诗性磅礴，祝勇做到了从散文到小说，从史海钩沉到文学虚构的华丽转身。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在分享阅读感悟时特别强调：“《国宝》这部长篇小说，对南迁这一事件文学性叙事，我个人觉得是填补空白之作。作家并没有局限于对那一大事件之势的叙事，同时写了诸位国宝保护人及他们的家庭，写亲人、家族之命运的悲欢离合。”
展现文物中的人性辉光与精神图腾
《国宝》不仅是一部关于文化守护的历险之作，更是一封向故宫文物的深情致敬。小说将艺术品的命运与人性的挣扎交织，以鲜为人知的文物技术与艺术知识，唤醒读者对文化与美的重新认知。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所言：“祝勇倾尽毕生所学，在小说中注入他喜欢文物包括书画等，信手拈来地写下他对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作品的认识和欣赏。但他不是掉书袋，不是故意炫技，每一处都用得那么熨帖。”
历史为骨，以人性为魂，《国宝》描绘了抗战背景下文化守护者的群像，在严酷历史中对人性微光的捕捉——正如构建了一座“颠簸中的文明基因库”。他们的坚守与挣扎，成就了艺术与信仰的至高光辉，也彰显了人类面对极端环境时的深刻抉择。五千年文明的结晶，紫禁城帝王的集藏，与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一道，在艰难跋涉中光芒未灭，此时，器物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文明存续的活体见证。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对此评论道：“《国宝》到了小说结尾也特别收得住，人在文物在，家在国也在。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是极棒的历程，有空间的，有时间的，在一个特定年代里面呈现给我们二十世纪中国人护宝的精神。”
以虚构的力量，《国宝》重现了残酷而复杂的抗战现场，每一处险境都步步惊心，每一段历史都充满悲壮。那些未曾遗忘的历史细节如同残酷时代里的精神光芒，照亮了人类抵御遗忘的勇气。当大英博物馆的文物在战乱中散佚，当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在炮火里崩塌，回望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的文化遗产保卫战，《国宝》的追问振聋发聩：一个民族的尊严，从不是看它能征服多少土地，而是看它愿以多大的虔诚守护文明的温度。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实习生 张渊栋
一场历史的文学重构与记忆重生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驶出北平紫禁城。一万多个木箱在寒冬中沉默地向南移动，箱内封存着华夏八千年的文明基因：其中既有标志着礼乐初诞的商周青铜器，有凝结着文脉传承的唐宋书画，还有流淌着精湛技法的明清瓷器。此时，东三省的硝烟已烧至山海关，日军铁蹄步步紧逼，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了确保文明的根脉永续，故宫博物院组织动员，将文物分批南迁。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2025年，正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同样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作家祝勇以这段尘封的历史为经纬，耗时数载，完成六十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国宝》，不仅成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史的文学再现，更展现了一段民族文明基因的觉醒之旅。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在谈到创作背景时透露，为还原历史真实，祝勇曾跟随两岸故宫南迁路线重走逾万里，并采访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原型之一庄尚严后人庄灵在内的多位亲历者。越是深入地了解，祝勇越是发现，这段历史的难以尽述之处不胜枚举。为此，祝勇曾专门写出了一本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已于2023年出版。虽然这本书极为写实地展现了文物的南迁历程，但对作者来说，仍然有许多情感与细节隐藏在书的背后，始终郁集心中、“不吐不快”。“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全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都不行了。”长篇小说《国宝》由此诞生。
南迁过后，这些故宫珍品最终近乎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文物大迁徙，在战火纷飞中铸就了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李文儒感慨，故宫文物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和路途，又历经战火，居然基本没有损伤，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国宝》中，这段“文化抗战”的历程重又变得鲜活而可触。
以“一家之离散”，见“一国之荣辱”
“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在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这场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历经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过长江、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要用一个小说作品去呈现，并不容易。《国宝》选择重点塑造了一个名叫那文松的故宫人。小说围绕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到达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作者祝勇透露，《国宝》初稿曾因“太贴史实”而被否定，他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毅然删改十余稿，才终于将纪实骨架转化为虚构的血肉，完成了艺术的升华。祝勇回忆：“这部书写了五年，不断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从《故宫文物南迁》的史笔峥嵘到《国宝》的诗性磅礴，祝勇做到了从散文到小说，从史海钩沉到文学虚构的华丽转身。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在分享阅读感悟时特别强调：“《国宝》这部长篇小说，对南迁这一事件文学性叙事，我个人觉得是填补空白之作。作家并没有局限于对那一大事件之势的叙事，同时写了诸位国宝保护人及他们的家庭，写亲人、家族之命运的悲欢离合。”
展现文物中的人性辉光与精神图腾
《国宝》不仅是一部关于文化守护的历险之作，更是一封向故宫文物的深情致敬。小说将艺术品的命运与人性的挣扎交织，以鲜为人知的文物技术与艺术知识，唤醒读者对文化与美的重新认知。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所言：“祝勇倾尽毕生所学，在小说中注入他喜欢文物包括书画等，信手拈来地写下他对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作品的认识和欣赏。但他不是掉书袋，不是故意炫技，每一处都用得那么熨帖。”
历史为骨，以人性为魂，《国宝》描绘了抗战背景下文化守护者的群像，在严酷历史中对人性微光的捕捉——正如构建了一座“颠簸中的文明基因库”。他们的坚守与挣扎，成就了艺术与信仰的至高光辉，也彰显了人类面对极端环境时的深刻抉择。五千年文明的结晶，紫禁城帝王的集藏，与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一道，在艰难跋涉中光芒未灭，此时，器物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文明存续的活体见证。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对此评论道：“《国宝》到了小说结尾也特别收得住，人在文物在，家在国也在。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是极棒的历程，有空间的，有时间的，在一个特定年代里面呈现给我们二十世纪中国人护宝的精神。”
以虚构的力量，《国宝》重现了残酷而复杂的抗战现场，每一处险境都步步惊心，每一段历史都充满悲壮。那些未曾遗忘的历史细节如同残酷时代里的精神光芒，照亮了人类抵御遗忘的勇气。当大英博物馆的文物在战乱中散佚，当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在炮火里崩塌，回望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的文化遗产保卫战，《国宝》的追问振聋发聩：一个民族的尊严，从不是看它能征服多少土地，而是看它愿以多大的虔诚守护文明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