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村邻聚饮》一诗写道：“鸡跖宜菰白，豚肩杂韭黄。”说的是两道美味的农家菜—鸡足炖茭白、猪肩肉炒韭黄。《秋词》一诗写道：“乡闾老稚迭歌舞，灶釜日餍猪羊烹。”说的是丰收之秋，乡亲们烹猪宰羊、载歌载舞，庆祝丰年。
　　
　　由于猪肉是宋人餐桌上的常见肉食，宋代的生猪养殖业也相当发达—乡村里农家自己食用、待客的猪肉尚可自养自宰、自给自足，城市居民消费的猪肉必定来自市场供给，这就催生了以生猪销售为目的的养猪业。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画家特意画出了一群正在城郊觅食的猪，显示东京城外就存在发达的生猪养殖业。每天经南薰门赶入城内屠宰的那一万头生猪，至少有一部分就来自这些养猪场。元人笔记《续夷坚志》提到北宋时洛阳永宁县有一屠肆，“豢猪数十头”，这家屠肆同时又是养猪场。
　　
　　宋人笔记《春渚纪闻》中有一个叫韦十二的养猪户，养猪规模更大：“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杭州）、秀（秀州）间。”数百头猪的养殖规模与今日的养猪场相比，当然不算什么，但放在八百年前，可以算是养猪大户了。
　　
　　从上述这些记载，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宋朝人不喜欢吃猪肉”“猪肉被宋人打入冷宫”的结论。
　　
　　当然，在北宋的宫廷肉类消费中，羊肉的确是最大宗的消费品，猪肉的消费量远逊于羊肉。据《宋会要辑稿》，熙宁十年（1077）内廷用肉，羊肉多达“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假设宰一头羊可得40 斤肉，一年43 万多斤羊肉需要宰杀一万余头羊，也就是说，内廷每日要吃掉28 头羊；　而猪肉的用量只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仅及羊肉的百分之一。难怪北宋的士大夫说，“御厨不登彘肉（即猪肉）”，“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陈师道《后山谈丛》、周煇《清波杂志》）。这一饮食习惯应该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嗜食羊肉的影响所致，“西北品味，止以羊为贵”（周煇《清波杂志》），流风所及，北宋上层社会（包括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层）亦以食羊肉为尚。
　　
　　但“御厨止用羊肉”“御厨不登彘肉”并不意味着宋代上层社会不食猪肉。皇室虽然食用猪肉远少于羊肉，但一年也要吃掉4000 余斤猪肉，日均约12 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