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千年风雅，繁盛的商业贸易与经济活动是打开宋代的一把钥匙。宋朝政府对金钱的欲望为什么远比其他朝代更加强烈？累积了惊人的收入，为何宋朝没能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治世”？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重点图书《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出版，作家陈季冰从专业角度对这些问题予以了解答。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拓展经济史的通俗视域

　　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读物，却能让读者从各个方面窥见宋朝的经济状况，本书在宋史写作体系中可谓别出心裁。
　　
　　记者了解到，在以往，宋史出版领域几乎全由历史学者构建，而从通俗的角度去讲述宋代经济的读物是较少见的。但在陈季冰看来，经济的特性，往往更能反映出社会真实的一面，而这又与制度和技术是分不开的，“当制度与制度、制度与技术之间达成某种最佳张力时，社会就繁荣昌盛。反之，社会就衰败没落。”他表示，在书中，他从范仲淹、王安石、叶适、李觏等人对经济的论述中，分析宋朝经济在社会、文化、娱乐、生活、军队等各方面的影响，以及隐藏在经济变化背后的制度与技术发展。
　　
　　陈季冰认为，这跟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志趣有关。据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写一本“寻常意义上的历史书”——叙述一个历史故事、呈现一种历史现象、剖析一段历史沿革。他想尽量保证立场的客观，如在书中，他赞颂充满市井俚俗之风的商业繁荣，认为这“模糊了人们之间高低贵贱的等级界限，改写了社会的权力结构”。
　　
　　此外，对于宋朝“不知以俭为美德”的纵欲奢靡之风，他则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崇尚俭还是奢的不同价值导向代表了储蓄型和消费型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其中，市场经济或现代经济必然是消费型经济，“奢侈带来富足，节俭造就贫穷”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他也不否认，这种一切向钱看的庸俗市侩之风，确实也滋生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
　　
　　例如，宋朝城市对蔬菜的需求量非常大，面向市场的菜园子便应运而生，京郊20 亩菜园竟可被视为“青铜海”，可见收益的可观。而新兴的商业资本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以及这些商业精英火箭般蹿升的社会地位也因而显而易见。书中提到，宋仁宗皇后郭氏被废，有个叫陈子城的京城茶商大亨，不知用什么手段博得了太后的欢心，把女儿送入宫，后被人批评不能以奴仆之女为后，这才送出宫去。由此可见，金钱的影响力在当时已然从民间悄悄渗入了天子的后宫。

　　聚焦宋朝的繁盛与陨落

　　与很多同类书不同的是，该书的着力点并不在于讲故事，也没有严格地按照农、林、牧、渔、工、商等行业分类来全面叙述宋代经济的样貌，甚至没有完整介绍宋代的经济制度。该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仅有一个：繁荣的社会是如何成就的？更进一步则是，为什么繁荣那么容易被毁掉？
　　
　　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陈季冰有选择地向读者呈现了宋代新出现的前沿经济变化，例如城市网络的兴起、工商业的繁荣，以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等。花了很大篇幅在书的最后部分剖析宋代的财政与税收，并重点论述商业进步及其成因，还有它所催生的社会变迁，指出宋朝经济困窘的原因，挖掘冉冉升起的商业明星迅速陨落的真相。
　　
　　在论述宋代经济制度时，作者批判地认为，所谓“和买”“预借”都是令人匪夷所思、涸泽而渔的聚敛思路。“和买”被称为“衰世苟且之法”，而“预借”更是寅吃卯粮，提前预收到6年之后。作者列举了宋朝的种种财政乱象，分析贯穿两宋300多年的财政噩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他认为，只着眼于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不足以对真实历史做出合理解释，要直面宋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即内忧外患所衍生出来的冗吏、冗兵、冗费。
　　
　　宋朝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它面临的生存危机是贯穿始终的。因此，陈季冰在书稿的最后专辟一章，回答了一个问题：宋代鹤立鸡群的经济文化优势与压倒性的人口规模，为什么未能转化成军事上的优势？作者认为，正因为宋朝的政治与经济领先太多，社会组织方式过于现代，才敌不过那些粗放的北方民族。他表示，在文明长河的潮涨潮落中，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或制度体系有没有前景，主要不在于它是否足够成熟和完备，而在于它的核心元素能不能适应自己所处的时代，很好地与之匹配。换言之，宋人的社会形态的超前性才是宋代悲剧的根源。

　　开辟宋史研究的新角度

　　宋朝是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代，虽然生于忧患，却仍然在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作者陈季冰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期从事经济新闻报道与时政财经评论，是国内多家知名媒体的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他站在财经评论者的角度，爬梳文献，在带给读者强烈情感共鸣的同时，也为人们分析历史提供了新的角度，使得读者得以站在更广阔的时空视野看待这个距今已一千年的朝代。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则认为，这本书尝试揭示宋代繁华是如何成就的，让人深受启发。“宋代有外患，有内争，但其繁华也是两千年中国史中少有的。如何解释这个历史现象，陈寅恪、钱穆诸大师都有不少讨论。但本书可以很清晰地感到宋代繁华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一特殊原因，而是政治、历史、国际贸易、礼乐教化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历史作家张明扬则表示，叙述北宋盛衰，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讲故事”，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再到汴京之围，都是讲故事的好题材。“但本书作者显然志不在此，他更想将北宋盛衰置于‘技术—制度’　的框架内，寓叙事于历史演进。”作家郭建龙则认为，《逝去的盛景》描写的北宋繁华，城市化浪潮、农业革命、发达的外贸、勾栏瓦肆的笙歌，让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现代人也心动不已。但最后对社会结构和兵火的反思，又令人扼腕。
　　
　　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陈季冰说，写历史与写当下同样有冲动。他想做的，是还原过去存在过的人和事及其相互关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