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底色
◎文/李宗刚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祖父李振杰和祖母任云凤也许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人。他们尽管离开我已经40来年了，但这种影响似乎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反而成了我人生中无法涂抹去的底色。
祖父李振杰（1899年12月9日—1981年8月6日），一生从事皮货加工这一工作，这是祖父跟随我的舅姥爷任云贞习得的一门手艺。据说，我的舅姥爷任云贞一生主要从事皮货鞭子和鞭梢加工工作，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皮匠。祖父习得手艺后回家独立门户，完成了初期的家产积累。祖父通过“以商养农”的方式，把挣来的钱购买了部分土地，再加上本家兄弟在病逝之后没有继承人，其十几亩土地也由祖父接手了。在我的印象里，祖父在心算方面具有超出常人的特殊能力，这是我在上初中学习了代数之类的课程之后得出的结论。初中的一些数学题，祖父竟然能够不用代数便可以演算出来，这让我非常吃惊。我觉得祖父如果能够接受新式教育的话，说不定会在数学方面寻觅到一点功名吧——然而，在20世纪新旧之交这一特殊时期，除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之外，又有几人能够意识到人生的价值可以借助西方新学获得实现呢！
我的祖母任云凤（1897年2月12日—1984年9月9日），一生主要协助祖父制作皮货，诸如在祖父把整张皮割成鞭梢时负责领皮子、割完鞭梢后负责勒鞭梢等。正所谓“嫁了屠户涮肠子，嫁了秀才当娘子”，我的祖母一生都是我的祖父从事皮货加工的得力助手。年过七旬之后，我的祖父因年龄原因无法继续在生产队从事皮货加工工作，只好告老还家。但是，五六十年养成的皮货加工工作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人生总是离不开皮货加工。因此，他又从生产队买了一些皮货的下脚料，继续加工制作鞭子。然而，这些鞭子直到1981年他去世时也没有卖出去。看来，一个传统的手工艺真正地迎来了夕阳时期，而他则一生一世都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行当。也许，这种坚守既有值得礼赞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
大概在我四五岁时，母亲的精力集中在照顾比我小三岁的妹妹上，我与祖父和祖母一起的时间便多了起来。起初，我跟着祖母一起睡，后来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小被窝，但褥子则是借用了祖父母两人的褥子，我睡在中间，这时候感到特别安全，左右都有人为我保驾护航，让我睡起觉来感到很踏实。在睡觉前，祖母经常给我讲故事，有些故事是她亲身经历的，诸如1949年之前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闹土匪的情形，便让我心生恐惧的同时也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祥和的年代里而感到庆幸。祖母留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便是给我规划着未来的人生，她说你将来长大了能够像小五那样干一个民办教师就好了。小五是我后来的小学老师，他的大名叫李文汤，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在1970年代正好在我们村干民办教师。按理说，我的父亲是公办教师，祖母起码应该为我规划一个比父亲更高一档的未来才是，但她并没有给我描画出这样一条通向公办教师之路，而是给我设计了一条通向民办教师之路，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的农村青年通向上层的道路除了民办教师之外便是当兵了，至于高考则已经被封堵住了。这由此让我体会到了即将铺展在自己面前的道路似乎并不是多么广阔与平坦，反而是相当的渺茫与崎岖。
与祖父关系甚好的一位本家叫李振瑞，他经常到我家喝茶聊天，我则坐在一边听他们天南海北地神侃，这让我由此接触到了一个过去不曾接触的成人世界。李振瑞是我们村较早走出村庄并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他于1933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四中学高中部。然而，他的那种知识分子做派在村里不大受待见。毕竟，体力劳动并不是他的长项，又没有我祖父那样的一门手艺。尽管如此，他有宠辱不惊的旷达、身处困境而不急不躁的坦然，还有历经磨难依然乐观的自嘲。1978年前后的一个春节，他在大门上自己独撰了对联：“橱中酒肉少，架上书籍多”。其实，他的橱中酒肉少，架上的书籍也很少。李振瑞经常与我祖父一起交流“天下大事”，甚至还说一些伟人的名字便与众不同。这让我感到，普通人要想成为伟人，还得从名字上下功夫，起码应该像伟人一样赋予名字某种文化意蕴。我的名字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辈分上来讲，我属于宗字辈，后面的“刚”则是从我的小名直接借用过来的，长辈也没有给我讲解这个名字的不同凡响之处。受到他们谈话的启发，我则把自己的名字赋予了“内柔外刚”的含义。2010年代初，山东师大学报原副主编翟德耀编审则把我的名字赋予了新的含义，他在给我题写的一首诗中这样勉励我：“宗刚尚柔秉低调，怀真抱朴立高标。”我想，从50年前祖辈的文化滋润到十几年前的学界前辈的勉励，一个人走过的道路正好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没有放弃跋涉的决心，我们就会从小路走向大路，就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我后来能够走出乡间的泥泞小路，靠的就是这种屡败屡战的柔性和绝不服输的刚性。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惠民的一所高中，便开始了住校的独立生活。像小鸟一样躲在祖父和祖母翅膀下的那种安稳的生活也就远去了，我开始跳到时代的激流中迎接着时代风雨的洗礼了。当然，时代的洗礼使我的人生底色逐渐地淡漠了许多，而童年时期的人生底色似乎依然清晰可辨。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祖父李振杰和祖母任云凤也许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人。他们尽管离开我已经40来年了，但这种影响似乎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反而成了我人生中无法涂抹去的底色。
祖父李振杰（1899年12月9日—1981年8月6日），一生从事皮货加工这一工作，这是祖父跟随我的舅姥爷任云贞习得的一门手艺。据说，我的舅姥爷任云贞一生主要从事皮货鞭子和鞭梢加工工作，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皮匠。祖父习得手艺后回家独立门户，完成了初期的家产积累。祖父通过“以商养农”的方式，把挣来的钱购买了部分土地，再加上本家兄弟在病逝之后没有继承人，其十几亩土地也由祖父接手了。在我的印象里，祖父在心算方面具有超出常人的特殊能力，这是我在上初中学习了代数之类的课程之后得出的结论。初中的一些数学题，祖父竟然能够不用代数便可以演算出来，这让我非常吃惊。我觉得祖父如果能够接受新式教育的话，说不定会在数学方面寻觅到一点功名吧——然而，在20世纪新旧之交这一特殊时期，除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之外，又有几人能够意识到人生的价值可以借助西方新学获得实现呢！
我的祖母任云凤（1897年2月12日—1984年9月9日），一生主要协助祖父制作皮货，诸如在祖父把整张皮割成鞭梢时负责领皮子、割完鞭梢后负责勒鞭梢等。正所谓“嫁了屠户涮肠子，嫁了秀才当娘子”，我的祖母一生都是我的祖父从事皮货加工的得力助手。年过七旬之后，我的祖父因年龄原因无法继续在生产队从事皮货加工工作，只好告老还家。但是，五六十年养成的皮货加工工作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人生总是离不开皮货加工。因此，他又从生产队买了一些皮货的下脚料，继续加工制作鞭子。然而，这些鞭子直到1981年他去世时也没有卖出去。看来，一个传统的手工艺真正地迎来了夕阳时期，而他则一生一世都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行当。也许，这种坚守既有值得礼赞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
大概在我四五岁时，母亲的精力集中在照顾比我小三岁的妹妹上，我与祖父和祖母一起的时间便多了起来。起初，我跟着祖母一起睡，后来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小被窝，但褥子则是借用了祖父母两人的褥子，我睡在中间，这时候感到特别安全，左右都有人为我保驾护航，让我睡起觉来感到很踏实。在睡觉前，祖母经常给我讲故事，有些故事是她亲身经历的，诸如1949年之前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闹土匪的情形，便让我心生恐惧的同时也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祥和的年代里而感到庆幸。祖母留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便是给我规划着未来的人生，她说你将来长大了能够像小五那样干一个民办教师就好了。小五是我后来的小学老师，他的大名叫李文汤，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在1970年代正好在我们村干民办教师。按理说，我的父亲是公办教师，祖母起码应该为我规划一个比父亲更高一档的未来才是，但她并没有给我描画出这样一条通向公办教师之路，而是给我设计了一条通向民办教师之路，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的农村青年通向上层的道路除了民办教师之外便是当兵了，至于高考则已经被封堵住了。这由此让我体会到了即将铺展在自己面前的道路似乎并不是多么广阔与平坦，反而是相当的渺茫与崎岖。
与祖父关系甚好的一位本家叫李振瑞，他经常到我家喝茶聊天，我则坐在一边听他们天南海北地神侃，这让我由此接触到了一个过去不曾接触的成人世界。李振瑞是我们村较早走出村庄并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他于1933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四中学高中部。然而，他的那种知识分子做派在村里不大受待见。毕竟，体力劳动并不是他的长项，又没有我祖父那样的一门手艺。尽管如此，他有宠辱不惊的旷达、身处困境而不急不躁的坦然，还有历经磨难依然乐观的自嘲。1978年前后的一个春节，他在大门上自己独撰了对联：“橱中酒肉少，架上书籍多”。其实，他的橱中酒肉少，架上的书籍也很少。李振瑞经常与我祖父一起交流“天下大事”，甚至还说一些伟人的名字便与众不同。这让我感到，普通人要想成为伟人，还得从名字上下功夫，起码应该像伟人一样赋予名字某种文化意蕴。我的名字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辈分上来讲，我属于宗字辈，后面的“刚”则是从我的小名直接借用过来的，长辈也没有给我讲解这个名字的不同凡响之处。受到他们谈话的启发，我则把自己的名字赋予了“内柔外刚”的含义。2010年代初，山东师大学报原副主编翟德耀编审则把我的名字赋予了新的含义，他在给我题写的一首诗中这样勉励我：“宗刚尚柔秉低调，怀真抱朴立高标。”我想，从50年前祖辈的文化滋润到十几年前的学界前辈的勉励，一个人走过的道路正好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没有放弃跋涉的决心，我们就会从小路走向大路，就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我后来能够走出乡间的泥泞小路，靠的就是这种屡败屡战的柔性和绝不服输的刚性。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惠民的一所高中，便开始了住校的独立生活。像小鸟一样躲在祖父和祖母翅膀下的那种安稳的生活也就远去了，我开始跳到时代的激流中迎接着时代风雨的洗礼了。当然，时代的洗礼使我的人生底色逐渐地淡漠了许多，而童年时期的人生底色似乎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