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春燕

　　儿时，家里淘汰下来的洋瓷碗，被父亲用锥子在碗边锥三个窟窿，然后找一根不用的铁丝穿过窟窿，在碗的上空拧到一起，做成我的小火炉。一到冬天，父亲就把给我的小火炉点起来。
　　
　　山里，不缺木头。村民们把好木头烧成炭背出去换成钱，买点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自己家里一般只留很少一点炭末末，取暖主要靠烧柴火。真就是“烧尽屋后木，屋里无块炭”。小伙伴们的小火盆里经常提着燃烧的木头。不仅熏黑了衣服，稍有不慎还有可能烧着了手。父亲从他那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点钱，从堂叔那里买一点炭准备过年招待客人用。天一冷，我和小伙伴出去玩时，父亲总忍不住点上炭放进我的小火炉。
　　
　　小洋瓷碗底部垫一点锅底灰，上面放上几块烧红的木炭。我提在手中玩耍时，总把手拢在上面。别人的手不是被熏黑，就是被烫红，唯有我的手是正常颜色。冬雪缓缓落下后，小树枝上的薄雪似粘了一层银膜，我和伙伴们用手轻轻掠过，丝丝雾气冒起，手既冷又热。伙伴们的黑手变白，我的白手变红。我们高兴地嬉闹着，笑声响彻山林。天麻麻黑，我提着小火炉回家时，父亲在屋旁等着我。看见红炭已变为白灰，父亲心疼地拉过我的手塞进他的棉衣袖子里。我的手在父亲的袖子里不仅没有感到热，还摸到了棉絮边的一个洞。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用手给我暖手。我的手被他握住，像是被扎了几下，“哎吆”了一声。他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忘了，刚劈过柴”。进了门，父亲赶紧从炕门口夹出几块燃尽的红木头放进我的小火炉，把它放在我的手边。雪日的黄昏，我感到暖融融的。
　　
　　大点后父亲带着我去上学，周一到周五我们住在父亲的那间小屋里。乡村学校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冬日很难熬。早上起床后，我先用暖瓶里的一点热水洗脸，之后父亲在不多的水里添点带冰块的水抹把脸，就去到屋外点火。我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听着屋外父亲那高声拉长的咳嗽声。他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天到晚的咳嗽，尤其是早上咳得厉害。我拿着书包出门时，看见父亲佝偻着背趴在火盆边吹火。半干不干的柴火着得不痛快，父亲放了几页废纸在里面用火柴点着吹。嘴离得远火吹不着，离得近吹满嘴灰，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只得停下来用手抚了抚胸口，待气息平静一些再吹。
　　
　　早读快结束时，同桌轻轻捅捅我，我扭头看见了窗外父亲那黑灰的满是慈爱的脸，以及他通过窗户递进来的盛着炭火的小火炉。接火炉的那一瞬，我触到了父亲那冰凉龟裂的手。我的心既暖又酸。当隔壁教室响起父亲那高亢而清晰的讲题声音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力量，我把脚架在小火炉上跟着老师高声地念着拼音。
　　
　　课间时分，我趴在窗口看向隔壁班，那些穿着臃肿棉衣、老棉窝窝鞋、耳朵上有冻疤、手上有冻疮的同学伸着手围聚在一起。父亲房子里那个稍大点的炭火盆放在他们中间，火盆里的炭火燃得正旺，同学们那踩雪地已经湿透的鞋子冒着热气，映衬得他们那经过山风吹拂的脸红彤彤的。山里孩子的父母忙着种地干活，没有精力去管他们，他们每天几个来回步行十几里地往返于学校与家中。衣衫湿透，鞋子磨破是常态。家里没有表，冬夜的月照得大地明晃晃，他们经常凌晨两三点就来学校。父亲心疼他们，就经常把屋里的火盆搬到教室里让他们烤。课间同学们烤火时，父亲搓着冰凉的手在原地跺脚。等到上课铃声响起，父亲把火盆放到教室中间那个父母双亡、衣衫单薄的同学身边，回到讲台又神采奕奕讲起课来。
　　
　　下课后，我提着小火炉，父亲端着小火盆，一起回到房间。父亲给小火炉与小火盆续上木炭。他把小火炉放在写作业的我身边，把小火盆送到了教室里没回家的同学身边。
　　
　　寒冷的冬日里，我和同学们在父亲小火炉的温暖下学习着、成长着。时隔多年，想起那一幕幕，我们依然觉得心里暖融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