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黄万里 百川归海
走进“黄河入海口”东营市垦利区
黄河揽翠 本专题图片由垦利区民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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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庙社区新景
点击查看原图 文明的诗篇随历史延续而得以书写，洒落在所到之处的每寸土地之上，由一条浩荡奔涌的大河串联，沿着或深或浅的河道蜿蜒前行，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被赋予读音与姓名。沿黄万里终归海，在黄河最下游的入海之处，一片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在此守候，看万里奔腾、看百川归一。从古老的“千乘海口”到如今的三角洲福地，它记录着千百年间黄河的积淀，也因而成为了五湖四海共同安居乐业的福地。
2023年3月，“沿着黄河看地名”寻访行动正式启动。此次，寻访之旅走进黄河万里奔腾的最后一站，在这片人与黄河和谐共生的“垦区”，见证文明的厚度、历史的深度。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黄河入海，带来无数地名传说
在垦利，黄河用沉积的泥沙谱写其最后一曲生动的文明之歌。“可以说，如今的垦利及其所涵盖的整片土地都是黄河最为独特的见证者。”垦利区文史学者郭学杰在接受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如今的垦利区，西南部和东北部的成陆历史前后相差约2000年。近年来，垦利区胜坨镇的“海北文化遗址”与董集镇刘家村发现的众多历史文物以充分的史料证明，垦利区的西部边沿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里也同样产生了垦利最早的代表性地名如长河口、甲下邑等，同样与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据史书记载，位于长河口处的甲下邑比利津县城要早380多年，在魏晋时期归属蓼城县，恰好处于如今东营区与垦利区董集镇的交界地带。而翻阅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历史地图，除了能清晰看到如今垦利大部地区被一片汪洋笼罩外，还能在渤海湾漫长的海岸线上发现一处极为显眼的“瓶”状海湾。据了解，此“瓶”是垦利地区自先秦就有的一道自然海湾，也是甲下邑与如今垦利区的天然定位点。它当时东西长约40千米，狭窄的“瓶口”就是垦利区董集镇之所在，而“瓶底”则一直延伸到滨州的滨城区附近。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海湾的“瓶底”处，远古时期还是古漯河的入海之处。而东汉以后，经由“王景治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千乘海口”为终点的黄河东汉流路同样来到了这座“瓶”形海湾的北邻。“黄河的到来使得此地河水与泥沙的流量开始急剧增加，深刻影响了海湾周边的地形地貌。”郭学杰表示，至魏晋时期，漯河已近枯竭，其入海口被黄河泥沙淤为平地，“瓶”状海湾同样被淤积填塞，成为了半沼泽地。在《水经注》中，这座在当时已成为沼泽湿地的海湾被命名为“马常坈”。
“所谓坈，其意为凹陷的处所，与我们如今所说的坑洞意义相近。”郭学杰解释道，当时，在这座“马常坈”的南北两侧分列有“济水”与“河水”，它们不时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奔流入海。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河流之交汇与陆地之变迁实属正常，但对一座海边孤城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一次又一次深重的灭顶之灾。这座矗立于海湾西北侧的甲下邑自某个时刻起，突然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记者了解到，直至西晋的部分地图中，还有对甲下邑与“瓶”状海湾的记载，而隋朝地图则已不再对这两者有所标注。至于其于何时消失、因何消失，成为了长久以来的谜团，只留下一个个古老的地名仍然记述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利津洼”到“垦区”，垦利之名逐渐叫响
古城邑被埋没在洪流与泥沙之下，随之而来的是海岸线的大规模后移与大片年轻土地的诞生。如今，自垦利区西南部向东北走去，越靠近海洋则其形成的历史年代也越晚。历经“东汉流路”与铜瓦厢改道后形成的现今流路，垦利区的主体部分直至上个世纪才完全形成，且如今其仍然在以每年万亩的规模稳步增加中。
由于陆地形成较晚，“垦利”这一地名概念出现极晚，直至20世纪，垦利还作为利津县的一部分而存在，被称为“利津洼”。记者了解到，所谓“利津洼”，是指此前利津县域范围内地势相对低洼的东部地带。“如今垦利区的西南部，就曾是利津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郭学杰表示，如今垦利境内的许多古迹、集镇、渡口等都在利津的地方典籍中有所记载。此外，不少沿河而建的利津渡口虽归属利津管辖，但在这些渡口的东岸，如今实则属于垦利区的区划范围。
在“利津洼”以外，“垦区”也曾是垦利区的另一个称呼，究其原因，则与移民和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关联较为紧密。据了解，自元明开始，以垦利区为目的地的大规模移民就时有发生，从明朝初期的“移民就宽乡”到清代的“劝垦政策”，无数移民开始涌向这片崭新而广袤的土地。到民国时期，甚至在周边地区形成了“待要吃饱饭，围着黄河转”的说法，加之当时黄河在鲁西地区长期肆虐泛滥，菏泽、济宁等地的移民不断向黄河口迁移，“垦区”的地名概念正是在一批又一批移民的先后带动下才最终形成。
“1935年，黄河在山东省鄄城董庄决口，形成许多‘黄河水漂来的村庄’，大规模逃难而来的移民在如今的垦利被划分成了八个大组和若干小组，这便是地名‘八大组’的由来。”郭学杰表示，与“组”这一命名方式对应的，还有组内以序数命名的村庄，“一村、五村、七村、二十五村，这些至今仍然存在的村庄名称就是其身为移民村庄的地名印记。”此后，“八大组”又改称永安镇，成为了垦利的前身。1941年，随着永安镇及周边地区的解放，“垦区抗日根据地”就此建立，取“垦区”的时代背景与“利津洼”的历史由来，垦利县这一名称最终于1943年形成。
由于浓厚的移民性质，从县域到村镇，垦利区的许多地名中都深深浸透着移民文化的痕迹。“明清时期移民而来的村庄，大多都以姓命村，而近代由于黄河水灾迁来的村庄则多数有着各自对应的数字序号。”垦利区民政局党组成员、社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合奎向记者表示，同样，以植树造林、开垦养殖等活动为主要渊源，垦利区还形成了一系列以“林”为名的村名，建林、保林、利林、兴林……在黄河口塑造出了一片“茫茫林海”。此外，还有在广阔荒野上星罗棋布而又孤立无援的“屋子”，表达移民之间同舟共济愿景的“义和”等，都是垦利区及周边独具特色的地名文化。
（下转08版）
2023年3月，“沿着黄河看地名”寻访行动正式启动。此次，寻访之旅走进黄河万里奔腾的最后一站，在这片人与黄河和谐共生的“垦区”，见证文明的厚度、历史的深度。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于洋
黄河入海，带来无数地名传说
在垦利，黄河用沉积的泥沙谱写其最后一曲生动的文明之歌。“可以说，如今的垦利及其所涵盖的整片土地都是黄河最为独特的见证者。”垦利区文史学者郭学杰在接受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如今的垦利区，西南部和东北部的成陆历史前后相差约2000年。近年来，垦利区胜坨镇的“海北文化遗址”与董集镇刘家村发现的众多历史文物以充分的史料证明，垦利区的西部边沿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里也同样产生了垦利最早的代表性地名如长河口、甲下邑等，同样与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据史书记载，位于长河口处的甲下邑比利津县城要早380多年，在魏晋时期归属蓼城县，恰好处于如今东营区与垦利区董集镇的交界地带。而翻阅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历史地图，除了能清晰看到如今垦利大部地区被一片汪洋笼罩外，还能在渤海湾漫长的海岸线上发现一处极为显眼的“瓶”状海湾。据了解，此“瓶”是垦利地区自先秦就有的一道自然海湾，也是甲下邑与如今垦利区的天然定位点。它当时东西长约40千米，狭窄的“瓶口”就是垦利区董集镇之所在，而“瓶底”则一直延伸到滨州的滨城区附近。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海湾的“瓶底”处，远古时期还是古漯河的入海之处。而东汉以后，经由“王景治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千乘海口”为终点的黄河东汉流路同样来到了这座“瓶”形海湾的北邻。“黄河的到来使得此地河水与泥沙的流量开始急剧增加，深刻影响了海湾周边的地形地貌。”郭学杰表示，至魏晋时期，漯河已近枯竭，其入海口被黄河泥沙淤为平地，“瓶”状海湾同样被淤积填塞，成为了半沼泽地。在《水经注》中，这座在当时已成为沼泽湿地的海湾被命名为“马常坈”。
“所谓坈，其意为凹陷的处所，与我们如今所说的坑洞意义相近。”郭学杰解释道，当时，在这座“马常坈”的南北两侧分列有“济水”与“河水”，它们不时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奔流入海。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河流之交汇与陆地之变迁实属正常，但对一座海边孤城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一次又一次深重的灭顶之灾。这座矗立于海湾西北侧的甲下邑自某个时刻起，突然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记者了解到，直至西晋的部分地图中，还有对甲下邑与“瓶”状海湾的记载，而隋朝地图则已不再对这两者有所标注。至于其于何时消失、因何消失，成为了长久以来的谜团，只留下一个个古老的地名仍然记述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利津洼”到“垦区”，垦利之名逐渐叫响
古城邑被埋没在洪流与泥沙之下，随之而来的是海岸线的大规模后移与大片年轻土地的诞生。如今，自垦利区西南部向东北走去，越靠近海洋则其形成的历史年代也越晚。历经“东汉流路”与铜瓦厢改道后形成的现今流路，垦利区的主体部分直至上个世纪才完全形成，且如今其仍然在以每年万亩的规模稳步增加中。
由于陆地形成较晚，“垦利”这一地名概念出现极晚，直至20世纪，垦利还作为利津县的一部分而存在，被称为“利津洼”。记者了解到，所谓“利津洼”，是指此前利津县域范围内地势相对低洼的东部地带。“如今垦利区的西南部，就曾是利津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郭学杰表示，如今垦利境内的许多古迹、集镇、渡口等都在利津的地方典籍中有所记载。此外，不少沿河而建的利津渡口虽归属利津管辖，但在这些渡口的东岸，如今实则属于垦利区的区划范围。
在“利津洼”以外，“垦区”也曾是垦利区的另一个称呼，究其原因，则与移民和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关联较为紧密。据了解，自元明开始，以垦利区为目的地的大规模移民就时有发生，从明朝初期的“移民就宽乡”到清代的“劝垦政策”，无数移民开始涌向这片崭新而广袤的土地。到民国时期，甚至在周边地区形成了“待要吃饱饭，围着黄河转”的说法，加之当时黄河在鲁西地区长期肆虐泛滥，菏泽、济宁等地的移民不断向黄河口迁移，“垦区”的地名概念正是在一批又一批移民的先后带动下才最终形成。
“1935年，黄河在山东省鄄城董庄决口，形成许多‘黄河水漂来的村庄’，大规模逃难而来的移民在如今的垦利被划分成了八个大组和若干小组，这便是地名‘八大组’的由来。”郭学杰表示，与“组”这一命名方式对应的，还有组内以序数命名的村庄，“一村、五村、七村、二十五村，这些至今仍然存在的村庄名称就是其身为移民村庄的地名印记。”此后，“八大组”又改称永安镇，成为了垦利的前身。1941年，随着永安镇及周边地区的解放，“垦区抗日根据地”就此建立，取“垦区”的时代背景与“利津洼”的历史由来，垦利县这一名称最终于1943年形成。
由于浓厚的移民性质，从县域到村镇，垦利区的许多地名中都深深浸透着移民文化的痕迹。“明清时期移民而来的村庄，大多都以姓命村，而近代由于黄河水灾迁来的村庄则多数有着各自对应的数字序号。”垦利区民政局党组成员、社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合奎向记者表示，同样，以植树造林、开垦养殖等活动为主要渊源，垦利区还形成了一系列以“林”为名的村名，建林、保林、利林、兴林……在黄河口塑造出了一片“茫茫林海”。此外，还有在广阔荒野上星罗棋布而又孤立无援的“屋子”，表达移民之间同舟共济愿景的“义和”等，都是垦利区及周边独具特色的地名文化。
（下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