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性格有一些男性化，而一个女性的性格一旦有男性化，发起脾气来就比男性更厉害。她指着中年男人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缺乏起码的法治素质，才导致坏人得不到惩治，好人得不到保护，拖了全市法治建设的后腿。她向法官建议休庭，并建议让公安机关侦查证人作伪证的问题，在对抢劫犯罪团伙的三个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之后，她还要对作伪证的嫌疑人提起公诉，让作伪证者同样受到法律制裁。
　　三个男青年被公安机关抓走后，他们的父母都着急了，心疼了。在计划生育年代，三个男青年都是家里的独子，是家里的宝贝，儿子连着父母的心，父母心疼是必然的。儿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父母们是知道的。但儿子沦落到拦路抢劫这一步，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都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儿子被判刑，去坐牢。孩子一被判刑，一辈子就完了。孩子坐了牢，他们精神上跟坐牢也差不多，很难在人前抬起头来。于是，他们串通在一起，紧急商量对策。
　　他们的家庭都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普通的父母，能有什么像样的对策呢？商量之后达成共识，只能花钱消灾。他们挣的是血汗钱，攒点儿钱很不容易。平日里，儿子要钱，他们总是把钱攥得死死的，骂儿子是败家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能忍痛掏钱。掏了律师费，请律师帮他们斡旋。律师嫌钱少，不干，说自己要担风险。他们给了加倍的钱，律师才答应带他们逐个登门慰问受害人。
　　慰问受害人，不是空口说白话，按照律师的安排，他们给每个受害人都送了一笔钱。这笔钱，要比被害人被抢走的钱多得多。送钱的目的是明显的，就是拿钱堵受害人的嘴，让受害人出庭作证时不要说实话。那个中年男人就是因为收了他们三千块钱，出庭作证时才卷了舌头，说了瞎话。公安机关侦查到这些事实后，提交给检察院。向家明当仁不让地担负提起公诉的责任。经过法庭审理，不但三个抢劫犯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刑事判决，作伪证的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起诉和制裁作伪证者，这个案例是该市司法史上的一个先例，先例一开，几乎在全市产生了一种轰动效应，市民们口口相传，说以后可不敢在法庭上作伪证，作伪证也要吃官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