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广“赖茅”，赖永初率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在中心城市进行“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他还经常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创意，比如，拍了宣传短片在电影院里放映，还专门灌装了一批小瓶赖茅酒，在全国各地的机场、码头等地赠送试喝。当年，读报纸、进电影院和去机场的，都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赖永初主攻这些渠道，显然是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消费群。
　　也正因此，尽管茅台酒出自当年十分贫穷偏远的贵州山区，由一群不识字，也从来没有去过机场、进过电影院的农民酒匠酿制出来，但是在品牌形象上，却保持了现代感和高贵性，维持了“全国烧酒价格之王”的地位。1947年前后，“赖茅”在上海市场销售达2万斤，占到了其总销量的六分之一，每年在香港的销售也有1000多斤。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赖永初当上了贵阳市参议员，还出任贵州银行的总经理，出资创办《贵州商报》和永初中学。他竭力在党政军界推广“赖茅”，是继军阀省长周西成之后最不遗余力的人。
　　我找到了一份恒兴酒厂1947年的账表，数据显示，这的确是一家很赚钱的企业：
　　那一年，恒兴酒厂产酒6.5万斤（是那几年产量最低的一年），每斤酒的市场售价1.2银元，产值为7.8 万元。所用高粱450石，计值5590元；　小麦430石，计值6450元；煤50万斤，约值6000元；酒瓶6.5万个，约5850元；固定资产折旧800 元。全厂固定工人26人，全年工资总额3282 元（包括伙食），管理费4750元。
　　以上合计成本2.8772万元，毛利4.9228万元。
　　1941年，赖永初从周秉衡手中全盘接过酒厂，先后总计花了2.5万银元，其后用于基建投入的钱无法核实，应该不到5000银元。也就是说，赖永初用一年时间就可以把全部投资收回，还绰绰有余。
　　那天，我问自己，如果撰写清末到民国的中国企业史，会把茅台酒写进去吗？仔细想了一下，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