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回忆，赖永初把他叫到贵阳试酒分级，有一批次的新酒赖很不满意，评为次等，郑义兴就回去用老酒重新勾兑了一遍，第二天再让赖尝试，他评为优等，竟没有喝出就是昨天的那批酒。郑义兴用这个故事说明勾兑的重要性，也从侧面透露出，赖永初当年的确参与了赖茅的品质管控。
　　赖永初对自己的勾酒能力一直非常自信。1979年，晚年的他给政府打报告，提出重新回到茅台酒厂参与工作。贵州省轻工业厅委派了三个人去他家里了解情况，其中一个人就是季克良。三人问赖永初，他对酒厂的哪一方面比较熟悉。赖永初脱口而出：“我会勾酒。”
　　在季克良看来，赖永初会勾酒，显然是一种业余的说法。不过，回到20世纪40年代的恒兴酒厂，大老板对酒的品质如此重视和要求严苛，自然会影响到经理和酒师的工作态度。后世学者基本认同，当年，“赖茅”的质量略逊于“华茅”，而明显好于“王茅”。“赖茅”在酿制工艺上，与“华茅”和“王茅”略有不同。在用粮上，烤一斤酒，用高粱二斤，小麦三斤，出酒率是5∶1，低于“华茅”的6∶1。在造曲的时候，“赖茅”加入了药料。据赖永初的记录：“小麦造曲，由酒师对（兑）放药料，酒师各有祖传药方，我们的药料内要放肉桂、巴岩香等。”后世的茅台酒去除此节，异于前辈。
　　赖永初全资控制恒兴后，把酒窖数量从6个增加到23个，年产量从2万斤逐渐增加，极盛的1945年，年产量达到13万斤。那年，成义的产量约为1万斤，荣和大约为6000斤，恒兴俨然成了茅台镇最大的酒厂。
　　在市场营销上，赖永初长袖善舞，进行了很多新鲜的尝试。茅台酒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被贵州以外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和接受，“赖茅”起到了最大的作用，甚至一度“赖茅”就是茅台酒的代名词。
　　在恒兴之前，成义、荣和的销售基本上都靠盐号和书局搭销。前者的市场主要在遵义和贵阳，后者推广到了重庆和长江中游的一些地方。赖永初则为“赖茅”搭建了一个独立的销售网络，他在贵阳设立总号，在汉口、长沙、广州和上海等十多个城市设立子号（自营店）和签约代理商，由贵阳派往各地的经理人数曾多达160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