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里的居民都向房管局交纳房租，根据面积大小，几元、十几元不等。之后，大多数居住者都先后买下了住房。早一点买的几十万元，稍后些也不过一两百万，现在都翻了十几倍。
　　口述者中许宝英、童荣生家因部队规定不能买，她们至今付着几十元的月租。如今物业费每平方米四元。刘瑞璐夫妇是2006年通过广告从中介公司买下这套房。
　　这个时候，一些已买下产权的老住户出于两代人分居更合适，或觉得新建房设施较完备、差价更合算等原因，把房子卖掉的多了起来。也有一些像王文娟老师那样，房子出租，自己去女儿那住了。
　　总之，住宅市场化后，武康大楼自建成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个人拥有产权的情况。租赁者身份相对整齐，上海人户籍居多的状况开始改变，许多外地人、外国人相继住进武康大楼。它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和流动性的反映。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武康大楼的住户会越来越年轻化，文化也会更具多样性。上海这个移民城市就是这样在原住民和外来者、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激发活力。
　　从每个人的口述来看，大抵是围绕自家在这幢楼的个人生命史展开的。但每人情况不同，有的脉络清楚、叙述详尽，有的则据问而答、略有保留。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能通过他们的叙述，看到大历史在这幢楼里留下的印记：孔祥熙的财产、蒋经国的“打老虎”、宋庆龄的来客、周恩来与大楼内文艺界人士的呼应……当然，还有像沈仲章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偷运“居延汉简”，为中国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曾长期住在这里。如果武康大楼缺失这些风云人物，没有居住者耳闻目睹的这些故事，仅仅作为一个建筑典范，居住者的口述价值就会减弱许多。
　　相对个人的述说，我们更看重他们集体的记忆。有些事被述说者重复提到，说明大家印象深刻。更多的事虽然从不同的个人叙述出发，但彼此的感受相同。如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家的总体感受还是正面的。对新社会有着热情和期待，工作上普遍爱岗敬业，像那位被居民赞誉的管理员“老叶”、护士长许宝英等，都是上海职业素养的代表。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简单、平等。主楼与汽车间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并无阶层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