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与社区参与的多重实践模式
将社区声音带到非遗传承最前沿
北京市东城区“非遗在社区”工作生动开展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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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在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点击查看原图 社区是非遗传承弘扬的空间，也为城市发展中的非遗繁衍创新提供文化环境。日前，在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二十周年学术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民间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利慧带来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参与的多重实践模式》的学术报告，从北京地区等个案分析社区在非遗传承弘扬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王宇琦
发挥社区有效作用
人类属于同一个广泛的文化共同体，拥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生活环境、持有共同的文化生活记忆、秉承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拥有包容的文化心态。经过20年的非遗保护的实践，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具有广泛的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事业。为庆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通过20周年，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缔约国大会提出举行系列庆祝活动的框架，“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便是其中重要的目标。
缔约国大会相关提议提出，《非遗公约》的成就与传承人和相关从业人员直接相关，然而他们的故事并不经常被人听见。周年庆祝活动的策划应强调社区代表、传承人和其他传承主体在实施《非遗公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社区是教科文组织有关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按照《非遗公约》及其相关基本文件的精神，社区以及构成社区的群体和个人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只有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中，非遗保护才能可持续地、有效地开展下去。因此，社区在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杨利慧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缔约国的非遗申报或推荐材料中，社区常常处于“被命令”“被召集”“被告知”的被动地位。她认为，梳理并总结国内外践行社区参与的成功经验，更充分彰显社区的声音，不仅应是庆祝《非遗公约》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未来国际非遗保护工作应长期建设和深化的一项基本任务。
杨利慧以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非遗在社区”试点，朝阳区高碑店村的“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等案例，通过展示不同社区参与非遗保护的多元经验和模式，突显社区的声音及其主体性，也为末来国内外更多社区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一字之变带来的突破
在我国，“非遗进社区”是推动非遗传承弘扬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加强非遗与社区的联系，2017年，文化和旅游部在上海市奉贤区开始了“非遗在社区”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不仅是从“进”向“在”的转变，“非遗在社区”更加注重非遗在城市中传承发展的土壤，探索在城市中传承非遗的有效方式，维护和营造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生态。2020年，在上海市奉贤区试点工作基础上，试点范围拓展到北京、温州等更多城市。
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绢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滑树林在东花市街道工作了50余年，也将非遗传承工作融入自己的生活。在他看来，“进社区”是“一时一事”，而“在社区”则是“不断地传承”，二者的投入有明显的不同。
20年来，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在理念和实践模式不断实现重要创新，对社区重要性和主体地位的更深入认识，推动“非遗进社区”向“非遗在社区”的转变。在杨利慧看来，这种“在社区”的模式突破了多种局限性，“更有利于彰显非遗在活生生的、血肉相连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活态遗产’的特性以及当代功能和价值，也更有助于社区广泛参与在保护过程中，为实现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
发挥社区主体地位
非遗融入社区为居民生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中国在推动在社区范围内非遗传承时，更挖掘出非遗的另一项重要功效。在高碑店村，基于乡村特色文化，村民通过实践发挥非遗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这个首都近郊的村落积极借助奥运会、非巡保护、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各种契机，主动利用非遗来开展国际民俗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策略和实践，成为我观察民间传统与社会互动的绝佳窗口。这种发展也是特定乡村社区在非进利用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杨利慧表示。
2002年，高碑店村开始探索“文化兴村”的道路，非遗成为了重振乡村的重要资源。村里陆续恢复了高跷老会，先后成立了小车会、秧歌队、舞蹈队、腰鼓队、太极拳队、威风锣鼓队等20 多支文艺表演队，同时开始举办大型端午节、中元节等民俗节日活动，向游客展示当地节日习俗。
此外，村民也十分注重发挥北京传统美食对游客的吸引力，京酱肉丝、宫保鸡丁等美食也成为文化品位和饮食民俗的具体载体。在非遗利用的整个过程中，高碑店村村委会和村民们积极协作，合力推动，最终实现了乡村振兴。高碑店村先后被授予“北京魅力乡村”“首都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村”等称号。
社区既是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格局的重要基础，也是非遗助力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在其中，社区发挥主体作用更大程度参与非遗传承保护，促进活态传承。“高碑店村的发展之路所揭示的‘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对于认识社区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充分尊重社区具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带来乡村的真正振兴。”杨利慧认为。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王宇琦
发挥社区有效作用
人类属于同一个广泛的文化共同体，拥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生活环境、持有共同的文化生活记忆、秉承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拥有包容的文化心态。经过20年的非遗保护的实践，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具有广泛的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事业。为庆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通过20周年，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缔约国大会提出举行系列庆祝活动的框架，“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便是其中重要的目标。
缔约国大会相关提议提出，《非遗公约》的成就与传承人和相关从业人员直接相关，然而他们的故事并不经常被人听见。周年庆祝活动的策划应强调社区代表、传承人和其他传承主体在实施《非遗公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社区是教科文组织有关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按照《非遗公约》及其相关基本文件的精神，社区以及构成社区的群体和个人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只有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中，非遗保护才能可持续地、有效地开展下去。因此，社区在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杨利慧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缔约国的非遗申报或推荐材料中，社区常常处于“被命令”“被召集”“被告知”的被动地位。她认为，梳理并总结国内外践行社区参与的成功经验，更充分彰显社区的声音，不仅应是庆祝《非遗公约》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未来国际非遗保护工作应长期建设和深化的一项基本任务。
杨利慧以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非遗在社区”试点，朝阳区高碑店村的“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等案例，通过展示不同社区参与非遗保护的多元经验和模式，突显社区的声音及其主体性，也为末来国内外更多社区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一字之变带来的突破
在我国，“非遗进社区”是推动非遗传承弘扬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加强非遗与社区的联系，2017年，文化和旅游部在上海市奉贤区开始了“非遗在社区”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不仅是从“进”向“在”的转变，“非遗在社区”更加注重非遗在城市中传承发展的土壤，探索在城市中传承非遗的有效方式，维护和营造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生态。2020年，在上海市奉贤区试点工作基础上，试点范围拓展到北京、温州等更多城市。
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绢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滑树林在东花市街道工作了50余年，也将非遗传承工作融入自己的生活。在他看来，“进社区”是“一时一事”，而“在社区”则是“不断地传承”，二者的投入有明显的不同。
20年来，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在理念和实践模式不断实现重要创新，对社区重要性和主体地位的更深入认识，推动“非遗进社区”向“非遗在社区”的转变。在杨利慧看来，这种“在社区”的模式突破了多种局限性，“更有利于彰显非遗在活生生的、血肉相连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活态遗产’的特性以及当代功能和价值，也更有助于社区广泛参与在保护过程中，为实现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
发挥社区主体地位
非遗融入社区为居民生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中国在推动在社区范围内非遗传承时，更挖掘出非遗的另一项重要功效。在高碑店村，基于乡村特色文化，村民通过实践发挥非遗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这个首都近郊的村落积极借助奥运会、非巡保护、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各种契机，主动利用非遗来开展国际民俗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策略和实践，成为我观察民间传统与社会互动的绝佳窗口。这种发展也是特定乡村社区在非进利用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杨利慧表示。
2002年，高碑店村开始探索“文化兴村”的道路，非遗成为了重振乡村的重要资源。村里陆续恢复了高跷老会，先后成立了小车会、秧歌队、舞蹈队、腰鼓队、太极拳队、威风锣鼓队等20 多支文艺表演队，同时开始举办大型端午节、中元节等民俗节日活动，向游客展示当地节日习俗。
此外，村民也十分注重发挥北京传统美食对游客的吸引力，京酱肉丝、宫保鸡丁等美食也成为文化品位和饮食民俗的具体载体。在非遗利用的整个过程中，高碑店村村委会和村民们积极协作，合力推动，最终实现了乡村振兴。高碑店村先后被授予“北京魅力乡村”“首都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村”等称号。
社区既是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格局的重要基础，也是非遗助力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在其中，社区发挥主体作用更大程度参与非遗传承保护，促进活态传承。“高碑店村的发展之路所揭示的‘社区驱动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对于认识社区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充分尊重社区具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带来乡村的真正振兴。”杨利慧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