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上的锈迹斑斑，遮住了曾经闪耀的光泽，与陶器表面的裂痕，俱成两千余年历史的注脚。在高密博物馆的展厅里，记者见到了从汉代高密传至今日的遗物，有陶器、铜器，也有钱币、铸币模范、汉印等。由此，我们得以窥探高密的汉代遗风。

　　顷王冢出土了一件陶马，它和其他的汉代陪葬俑一样，体量不大，而体型健硕，呈四脚直立、昂首挺胸的状态，马尾巴和后来的“唐三彩”陶马一样，均是翘起来的。陶马的整体造型虽然并不繁复，但局部塑造仍显匠心，体现出当时陶塑艺术的精到，如马的嘴部微张、眼神炯炯，细部造型栩栩如生。这件身形矫健的“千里马”，作为刘章入葬时的陪葬品，成为了高密王身份的象征，也成为汉代崇尚“事死如事生”的社会风俗的真实写照。

　　城阴城遗址出土了一些汉代布币、汉代半两钱范。汉承秦制，也体现在货币制度上。结合在该遗址考古勘探发现的冶铜、冶铁遗迹，可以初步追溯汉代高密的货币铸造情况。

　　在高密博物馆，记者还见到了出自城阴城遗址的一些日用器馆藏，有汉代铜镜，包括四乳四虺（huǐ）镜、四神镜，以及汉代铜熏炉、铜灯台等。据悉，四乳四虺镜是一种自汉武帝时期一直到东汉初期广泛流行的铜镜。该镜状为圆形，中间有圆钮，圆钮周围的环状装饰有四乳间四虺形纹。“虺”，古代指蛇或蛟龙等。另一件四神镜，圆形器表的花纹装饰呈对称分布，图案较四乳四虺镜更为华丽精美。“四神”，即代表四个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据了解，该纹饰在汉代器物表面有着广泛装饰运用，涉及铜镜、漆器、砖石等。

　　1982年秋天，李储森在城阴城遗址西面约6公里车程的住王庄村发现一块墓志，上书“青州从事，北海高密孙仲隐……”共51字，此碑即孙仲隐墓志，高88厘米、宽34厘米、厚10厘米，藏于高密博物馆至今。记者得知，孙仲隐墓志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墓志之一，且对于书法史研究意义重大，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22年，被评为潍坊市“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根据碑文，孙仲隐历任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长等官职。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30岁的孙仲隐去世，次年2月下葬。按时间推算，孙仲隐去世时，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应在高密老家专心注解经书。当时已是东汉末年，彼时的高密，当为北海国下辖的邓氏侯国。

　　前冢子头遗址

　　2023年3月初，来自山东大学的考古队再度来到前冢子头遗址，开始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柏城镇前冢子头村南约400米，距离城阴城遗址西南约32公里处，2010年11月5日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10月，该遗址被列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得知，前冢子头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将高密历史上溯到距今5000年前。”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前冢子头考古队领队高继习告诉记者，该遗址2022年度的考古发现，对于构建胶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年代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前冢子头遗址与汉代高密国是否存在联系的可能？高继习对记者说，“前冢子头遗址可能是一处史前至商周时期胶河流域的中心聚落。因发掘区汉代及以后的文化堆积消失殆尽，所以目前的考古发现不能证明遗址与汉代胶西国、高密国的关系。遗址出土的汉代六博棋子和博筹，说明当时此处可能仍有权贵阶层活动。”

　　“现在（遗址）封土已经没有了，被老百姓取土弄平了。”近日来，孙涛一直与考古队在现场参与考古工作。他告诉记者，前冢子头遗址西南一公里是高密境内的另一个古城——朱晏城，“隋朝时曾作为胶西县县治。”“前冢子头的‘冢子’，百姓传说为晏子墓，也叫晏王墓，所以旧胶西城也叫晏城。晏城北面有朱家庄，也叫朱晏城。元代郝彩麟曾在这里作诗怀念晏子。”根据孙涛发来的清代高密地图，记者看到了图中前冢子头村南标注的“晏王冢”，以及西南方的“晏王城”。

　　高继习说，“今年及以后的发掘重点，在于揭露遗址核心区的形成过程，以及环濠等相关遗存的更多信息。我们学院领导计划充分发挥山东大学科技考古专长，积极推进该遗址的研究及保护工作。”